任侠，喜事。
初为河南新息令，民爱之，买田而居。
后通判黄州，转知泸州，殁。
任伋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
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
，“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
，而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厚善。
苏轼做梦也想不到，此次为老乡送行的去处黄州，十年后将成了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所在，黄州可谓是日后令苏轼真正脱胎换骨的地方。
闲暇时候，苏轼开始相继作些诗。
先是秀州（除海宁外的今嘉兴地区与今上海的吴淞江以南部分）的僧人本莹（慧空）来访，苏轼作诗“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
，来劝说僧人本莹人处世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清静。
接下来，苏轼又给京兆人（今西安）石苍舒（字才美）寄诗，表达了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
石苍舒官为承事郎通判保安库。
善行草，有骨气。
弄笔日久，以至于堆在墙角的秃笔如山。
书法理论经营在心，舒卷随手而自如，人谓其已得“草圣三昧”
。
可苏轼认为“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认为人一旦开始认识字，对世事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了。
自己对于书法的认识则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这也是对宋人书法“尚意”
指向的高度概括。
太原人王颐赴福建路建州钱监（监督钱币的铸造和流通的官职）任之前，来找苏轼求诗及草书。
苏轼在凤翔时，还是武功令的王颐（字正父）就与之相厚，还送过苏轼一方“凤咮砚”
和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
面对故旧，苏轼欣然提笔作了首诗赠与王颐，至于草书，苏轼借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匆匆不暇草书”
的典故，对王颐开玩笑说，我就留一首诗道个别算了，至于草书嘛，成天光写楷书了，我也觉得真是没时间来写。
熙宁二年四月，朝廷下诏要求商议学校贡举之法，命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等臣僚一个月内要把商议的结果汇总后报告朝廷。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手笔，其目的是要着意变更贡举之法，即今后考试不再考诗赋和明经诸科，考进士就以经义和论策为主。
作为政治任务，五月间，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写了一篇状文，向朝廷上奏了自己的看法。
苏轼认为，获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的才能。
而了解人的才能的方法，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
贡举制度已经实行了百年，有人主张实行策论考试而罢去诗赋项目，从语言的文辞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无用，而从国家的政事来说，诗赋和策论则是均为用处的。
那些个进士日夜研习儒家经传，兼修子书、史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了，但一旦从政，这些东西又能用得上多少？
上奏之后，苏轼所能做的只能是战战兢兢，“伏候敕旨”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