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写诗文来攻击改革的新法，他的诗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很大，他本人却还沾沾自喜。
（）;（） 面对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的无端指控，苏轼究竟是怎么得罪他们了，非要把苏轼置于死地。
关于这个问题，若是从御史台的那帮人的身份来分析，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
自从王安石不再主持变法的事务，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就成为了变法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宋神宗推进新法的坚定支持者。
而苏轼却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站在了反对推行新法的一边，御史台担心保守一派再次卷土重来，从而威胁到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苏轼在当时的名声很大，朝廷中每次颁布一条新法，他都会召集一伙人，在背后对这条新法指指点点。
因此，李定、何正臣等人之所以要拿苏轼开刀，还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然而，宋神宗可不是容易冲动的皇帝，他的脑子始终保持着清醒。
在位十六年期间，他怀着一腔热血和政治抱负，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一件事情上面，那就是“实现富国强兵，摆脱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
带着这个目的，宋神宗重用了王安石，让他具体负责实施变法。
尽管此时的王安石已经不在朝堂，但宋神宗依然坚持把改革之路进行到底。
宋神宗认为，要想变法成功，就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重点是要维持政局的平衡。
所以，宋神宗一边积极推行变法，一边努力调解朝廷的政局平衡。
意思就是说，若是改革一派太嚣张了，就偏向一点保守一派；若是保守一派的反对声太大，就多多支持一下改革一派。
别看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这些人在明面上蹦得很热闹，但他们只是国家改革舞台前台的人物，而真正在幕后操纵的人物则是宋神宗。
当收到御史台呈上来的弹劾苏轼的奏章，宋神宗陷入了一阵沉思，他也非常仰慕苏轼的才华，不忍心将苏轼杀掉。
在宋神宗的心里，他自然也希望苏轼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帮助自己推行变法。
但由于苏轼与当时朝廷的政治理念不相融合，宋神宗也没有办法在这场变法运动中重用苏轼。
宋神宗深知，苏轼的高调行事作风也确实影响了新法的推进，已经到了自己出面调解平衡的时候了，索性就借着逮捕苏轼的机会，打压一下保守一派。
于是，在宋神宗的授意之下，御史台立即派出以皇甫遵为首的队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并将他押解回京城。
八月十八日，苏东坡被正式投入御史台的牢狱之中。
据《汉书》，御史台院内柏树苍苍，常有乌鸦栖居其上，御史台故称为“乌台”
，亦称“柏台”
。
“乌台诗案”
由此得名。
古代时期的御史台，就相当于如今的纪委监察部，专门负责纠察百官。
凡是出了问题的官员，都会有御史台负责逮捕关押。
审讯者常对苏轼通宵审问，在巨大精神压力下，他对大多数讽刺新法的指控供认不讳。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上报了审理情况。
案情报告洋洋洒洒，其中苏轼的交代材料就有数万字之多。
李定、王珪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却有些举棋不定。
他本无意杀苏轼，何况太祖当年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他不想在自己手里开这个先例。
（）;（） 话说苏轼被皇甫遵押送至太湖的芦香亭下时，当晚，风涛寂静，月色如画。
苏轼唯恐被定罪后连累一众好友，不如投水而去，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