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作品啥也不是!”
说到这,沈旭东看了看黄中磊:“我一直以为华宜已经转型房地产了,真没想到还在做电影,而且还做了《手机3》…我挺纳闷的,《手机2》我好歹还算编剧,《手机3》就没想过知会我一声嘛?”
“华宜怎么可能转型做地产,我们做了24年电影…”
沈旭东打断他:“可据我所知,华宜在全国各地的土地储备就有14000亩…这是一家主营业务为影视制作的公司应该有的规模嘛?”
黄中磊还想解释,沈旭东已经扭头跟于东聊起了洗钱…
“洗钱?我不是很懂!”
“我也不懂,但我知道港台电影大部分背后都有黑钱…最近有一家赌博公司经常参与博纳的影片制作…你说这个要不要调查一下?”
于冬赶紧道:“我们跟太阳娱乐的合作,仅限于正常范畴的电影投资业务,合理、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非业务性质的资金往来…”
沈旭东笑了:“我也没说公司名字啊,你自己说的…”
主持人尹鸿赶紧岔开话题,聊起了‘一带一路’,沈旭东闭嘴…
……
16号晚,《我不是药神》举办千人首映…
《药神》这部戏很中国化!
本质上属于让陆勇的个人的神格行为,成为了对制度自我修正的诱发。
并没有发生殉道的事…
因为这是现实——电影确实反映了一个社会矛盾,但在现实中,这样的矛盾后来是通过法治的方法解决的。
所以电影根本不是在批判什么法治的缺陷。
结尾苦路的部分也很巧妙,揭示了陆勇的神格,也暗示了陆勇能力范围的有限,更广大的病患还是要由制度集体来拯救。
这符合客观事实…
但这也是《药神》没有入围欧美电影节的原因——电影落脚点偏离了西方审美。
在欧美电影里,个体与制度的对抗,往往聚焦于个体受到的伤害,或个体的彻底反抗,阶级对抗的属性极强。
如达内兄弟的《两天一夜》,展现工人因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后的人情冰冷。
《大卫戈尔的一生》,让男主角以自己被判死刑的“错误”
来警示死刑制度的问题,却身死而无结果…
奥利弗斯通、肯洛奇、考里斯马基这样屡屡获得一流奖项认可的美欧“愤青”
。
相比起来,《我不是药神》的表达,无疑是不太对路的,不符合西方电影的审美…
如果程勇入狱,十五年。
政府严查并且收缴走私药。
病人一个一个死去…
那就可以拿奖了,至少,可以入围主流电影节。
相对来说,贾樟柯的电影会更符合西方的口吻。
特别是威尼斯、柏林等欧洲一流电影节,向来都会以强烈的政治性作为评审的考量侧重之一。
所以,《药神》的海外口碑没有特别好,更没有拿到值得一说的海外奖项…
但…这个电影很适合中国市场!
它没有采取高度的对立激化的构建方式,让主角完全成为正面高大全的角色,全程饱受社会的欺压,而是将每一个人物,都当成了单纯的普通人个体去表现,淡化了简单的正邪两极化。
程勇的转变是因为朋友病死,才感到了“在普通病人身上感受不到的刺激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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