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熙宁元年,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劄子》,吹响变法的号角以来,王安石和他的新法一系,已经占据了国朝朝堂十九年。
将反对者统统赶出朝堂,更是已经过去了十五年。
这过去的十五年,新法固然成绩斐然。
特别是在财政上,完全扭转了大宋的财政赤字。
每年国库都有大量盈余。
赵煦的父皇,在大内建的那五十二个封桩库就是最好的证据。
然而,凡事有利就有憋。
新法也不是全部都是好的。
很多法令和政策,都是仓促推出来的,没有经过全面讨论和论证,匆匆忙忙的就上马了。
();() 推行的过程里,也出现过很多简单粗暴的案例。
所以,很多反对者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
譬如青苗法在很多地方,就成为了一种摊派。
百姓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
自然是怨声载道,怨气冲天!
保甲法在承平日久的江南地方,闹得鸡飞狗跳。
保马法在京西东路,搞得地方上大批大批百姓破产。
但这些其实都还好。
因为,只要汴京不动,地方上闹得再怎么沸沸扬扬。
只要朝廷有钱,只要国库充盈,问题都不大。
毕竟,各地的主客户们,只要还能吃饱饭。
他们就翻不了天!
可问题在于,市易法、均输法和免行法,直接冲击了整个汴京。
上上下下,没有人不受到冲击和波及。
这三部法令,是一个组合拳。
其中心思想就是:这些钱,你们把握不住,还是我来!
设想是不错,就是执行过程中难免走样。
特别是市易法、均输法,都和青苗法一样,从最初设想的解决问题,变成了制造问题。
很快有司官员们就不仅仅从大商贾、大贵族嘴里夺食。
还从中下层的小商贾、小作坊主嘴里抢食。
甚至,一些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摊派。
百分之二十利息的贷款,商户们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的事情,发生过无数次。
而在汴京的各大场务里,商户们被强迫着租佃官府的商铺、库房,甚至被逼着去买官府的原料、货物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这谁受得了?
要知道,汴京可是一个市民城市。
一个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一个完全依靠市民经济和手工业制造的超级城市。
现在,朝廷一刀一刀砍下来,每一刀都砍在了无数人的大动脉上。
这些人又不是树上的鸟雀,被人捅了窝都不敢反抗。
就算是树上的鸟雀,有人拿着竹竿捅了它的窝,它也会飞来飞去,叽叽喳喳的骂骂咧咧,甚至在人的头上拉翔抗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