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殿之上,崔浩侃侃而谈,舌灿莲花,唇吐连珠。
太武帝道:先生所言虽是,奈彼南蛮之国,焉有如先生般智谋之士!
崔浩:彼国若有见机之人善设权谲,乘间深入,虞我国之虚张声势在前,则陡生变故不难,岂复能制刘宋强敌乎?今我朝公卿短视,欲以威力攘贼,反乃招令敌寇至也。
夫张我虚声而召敌实害,智者不为。
陛下不可不思,免至后悔无及。
臣已暗遣谍使在彼,期四月前可还。
可待谍使报至,审而后,犹末晚也。
此论一出,文武大哗,皆含不忿。
魏太武帝虽知崔浩之言有理,但难拂众议,于是问道:若我将大军助司马楚之等南将,使其剿抚共用,则有胜算否?
崔浩:愈不能。
司马楚之亡国逃难之徒,是刘宋朝廷最为所忌者。
若使其带兵南下,其必谓非仅欲占其地,亦将必夺其国,安得端坐视之?故司马楚之若往,则必引彼大兵北来,止则彼息,其势然也。
且以司马楚之琐才,只能招合轻薄无赖,不能成就大功。
为国生事,使兵连祸结,必此之群矣。
臣尝闻彼等前投秦国之初,鲁轨曾说秦王姚兴引兵入寇荆州,秦王允之,至则散败,所带秦兵皆被蛮贼俘掠为奴,使祸及姚泓,实乃前车之鉴。
彼时司马楚之及鲁轨等降将便在班中侍立,闻此不由又羞又怒,惭愧无地。
崔浩见文武诸臣默然,愈加得意,继续说道:臣复以天文星相而言,不能兵南下者有五。
今兹害气升于扬州,不宜举兵,一也;午岁自刑,先者伤,二也;日蚀灭光,昼昏星见,飞鸟坠落,宿值斗牛,忧在危亡,三也;荧惑伏匿于翼轸,戒乱及丧,四也;太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
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而万全,国安而身盛。
若论刘宋亦不能北伐前来攻我,其因有三。
刘义隆新即大位,人事未周,此其一也;彼国内灾变屡见,是天时不协,此其二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备,此其三也。
天时地利人事三者无一具备,其国自守犹或不安,何敢先而攻别国哉?以此推之,则彼必听我虚声扬言进兵而严备,我亦必承彼严备而动兵相争。
两推其咎,皆自以为应敌,便是以假作真,兵连祸结,南北两面受敌矣。
依兵法所云,我当分灾迎受害气,未可举动也。
若说崔浩这一番长论,皆谓金石之言。
但怪其只顾以理而论,却不顾及满朝群臣面皮,将他人一概否定,且言带讥刺,是谓伤众也。
当下群臣虽被他一人独自驳得哑口无语,但于散朝之后,复又自相联合,再进宫来面见魏主,仍复力谏宜趁本国南境守将鼓勇欲战,刘宋国内叛乱迭起之际,一齐鼓动出兵。
太武帝最终难违众议,当堂下诏,命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分布河津,并将幽州以南戍兵集中于黄河一带,对刘宋进行防御。
六月,太武帝又使平南大将军鲁轨屯兵河上,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屯于颍川,以重兵威慑,同时传檄南朝,招抚宋军中故晋部将前来归降。
宋文帝闻说魏兵集于黄河沿岸,且晋室遗臣并引军至于河南之地,不由大惊,急遣大将到彦之率十万大军前往迎之。
到彦之奉诏出兵,将战舰自淮水入于泗水,溯流北上。
因夏季水浅,日行仅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抵泰山东平,随后溯黄河西进。
太武帝闻报亦大惊,因忙于北边与柔然、高车诸部对敌,无力抽调兵力应付河南诸镇,自谓难以抵御十万宋军,遂命司马楚之及鲁轨部众主动撤离,北渡黄河。
又以阳平公杜为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镇守邺城,节度诸军。
到彦之趁机挥军西进,占领滑台、虎牢、洛阳、金墉等城,尽复河南失地。
乃于各地留兵镇守,并将诸军推至黄河南岸,西至潼关,以致兵力分散。
八月,太武帝派遣冠军将军安颉督护诸军,出击宋军。
到彦之遣部将姚耸夫渡河攻冶阪,被安颉击败,死者甚众。
太武帝又遣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会同拓跋大毗屯兵黄河北岸,以御到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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