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称得上当时的“大政治家”
,虽然欺骗公子卬取河西的手段称不上光明正大,但他的专业还是如何管理国家,统治民众,对于运用阴谋诡计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
则稍逊一筹。
而公子虔等正相反:对于如何富国强兵一窍不通,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口蜜腹剑、栽赃陷害、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扇阴风、点鬼火、策划于密室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在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变法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知道斗不过商鞅,便把希望寄托在憎恶商鞅的太子驷身上。
由于商鞅的权势已仅次于秦孝公,新君继位也很难扳倒他,所以必须采取积蓄力量的策略。
公子虔等被削职为民只是不能参与朝政,作为“庶民”
行动自由并不受限制,而且他也没有因为受刑便真羞得“八年不出”
,只是行动不再张扬而已,他们可以通过“清晨锻炼”
、“午间聚餐”
、“夜半小酌”
等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朝野人士频频接触,投其所好,揭其隐痛,建立感情上的一致,慢慢渗透,再喻之以“利、害”
威胁引诱,逐渐凝聚成一团越来越大的“反鞅”
势力。
另一方面,商鞅的政策虽然能调动积极因素,但对于已踞居一定位置的官员们来说,是“苦”
多于“乐”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争取更多,按新法,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而懒惰失误,则要受到无情的惩罚。
“勤劳”
是有尺度的,无论工商还是官员军人,达不到要求就不能获取,而稍不检点,惩罚就立即降临,所以,筋疲力尽后而受赏,并无感谢的心情;而被惩罚则对他恨之入骨,结果必然是“亲之者寡,怨之者众”
,在位越久,积怨越深。
除了赵良、景监几个人,其余对他都是虚情假意。
商鞅之不得人心还在于“新法”
的内在缺陷:它对富国强兵起到巨大作用,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也从中获得利益,对此他们当然热烈欢迎,但正如孔子所指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
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平均分配”
,得到最大最多的必然是少数,于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便会形成不平衡,由怨生恨。
一切动物,无论是否有理性,都存在一种“惰性”
,在接近满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时,自身的活动便趋向于“静止”
,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动或借助惯性才能驱使之通过这个“死点”
。
在现代的西方是以残酷的“生存竞争”
来解决,而战国时的商鞅则是挥起“重赏”
和“严惩”
这两根大棒。
可惜,“公平公正”
只是相对的,“重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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