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共和政府已不再是昔日江淮地区的小角色，而是成为了一方霸主。
如今，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四方势力的神经。
首先便是五年计划，其中苏星云对领地的工业产值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首先是30万吨的钢铁产量，这一数字是中国宋朝全盛时期的三倍。
其次是铺设两百公里的铁路，以及相应的煤炭和水泥的巨大产量。
当文人们看到这些计划时，纷纷指责这是滥用民力的恶政，将苏星云的做法与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相提并论。
然而，“滥用民力”
这个词似乎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从定远县避祸而来的胡惟庸对共和政府的制度颇为了解，他对共和政府滥用民力的说法持有异议。
胡惟庸认为，在共和领地上，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被滥用民力”
的民众已经不复存在了。
胡惟庸指出，自古以来，地方官代表天子管理百姓，实际上是通过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来征发民力。
一旦天子过度征用民力，地方势力便可能不再支持天子。
因此，天子利用民力实际上是在借助地方绅缙的力量。
但在共和制下，地方宗族势力被直接打倒，官吏亲自招募人手管理地方事务。
这样，地方上就没有其他势力敢与共和政府对抗，失去了掣肘，共和政府便可以无所顾忌地使用民力。
胡惟庸的这番解释很快遭到了质疑：“这种不仁的政策怎能推行？被官府指派的百姓不会逃亡或反抗吗？”
胡惟庸无奈地再次解释：“共和政府征用民力是支付报酬的。
这些钱原本是用来供养绅缙的，现在地方绅缙已倒台，这些钱便被共和政府用于此。”
胡惟庸对共和政府的这番简单剖析，在江南绅缙心中刮起了一阵寒风。
江南士子们惊讶地发现，世间竟有如此收买民心之法。
一想到共和政府竟然用自己的家产和财路来驱使那些他们平时不屑一顾的底层百姓，他们心中不禁感到一阵恶寒。
在苏星云这样的做法面前，这些文人认为这简直是在自掘坟墓。
作为文人，他们当然要奋起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