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头提职了,八月份,班子重组,我收到了外派调令,前往鹿市担任二把手。
鹿市并非沿海城市,也非贫苦地区,经济水平位居国内中层,政治地位一直不高,历任鹿市的头,大多止步省委,很难进一步。
鹿市的发展以重工业和矿业为主,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在国家整体重工业发展缓慢的大背景下,每年的GDP几乎成了一条精准的水平线。
这次外调对我而言,算得上是贬出了权利的核心圈,基本绝了再起来的可能。
我收到消息后没过多久,张晨的号码就出现在我手机屏幕上了,我想了想选择了拒接,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这样的结果已经算是不错,至少没有进监狱里或者死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但这场人事调动,让我很不甘心。
对,不甘心,并未做错任何事,因为触碰到潜在的规则,而遭遇打压的不甘心。
并非热血青年,也非不了解“规矩”
,只是再没有像此刻一样,渴望着权利,渴望着向上爬,渴望着最顶端的位置。
如果我的位置足够高、说的话足够有分量,我提交的证据会立刻变成行动的依据,我举报的贪官会有希望落马,我试图改变的现象会有所改善。
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我却一直拒绝相信。
骨子里,我从未将我自己看成一个“很有希望拥有更大权利”
的人,而是将自己看成和过去一样的普通人。
我天真地愿意相信人人平等,愿意相信政治清明、法律公正,愿意相信时间终究会给出满意的答案。
但这纸调令轻易地打碎了我的想法,我无法再信任或者寄托任何人调查事件的真相,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让“那些人”
一一落马。
我所拥有的筹码太少,在这一轮权利的游戏里输得干干净净。
我收拾好了所有必要的东西,离开了工作将近两年的办公楼,如无意外,在今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应当不会踏进这里了。
司机依旧尽职尽责地问我想去哪里,我握紧了手中的皮包,想了想,说:“送我去A大。”
A大是我的母校,我在那里度过了前半生最快活的一段时光。
我下了车,郑重向司机道了谢,缓慢地走进了校园的大门。
主教学楼的时钟指向了晚上八点,校园里路上的学生们并不多,我走在校园里,一些尘封已久的回忆,慢慢地翻滚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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