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婉低头望着易琅的面庞,一时说不出话来。
“姨母你怎么了。”
“没有。”
她轻咳了一声,“姨母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易琅笑了笑,“姨母你不用谢我,我之前对他过于残酷,伤了姨母的心,如今,我想让姨母你高兴一些。
而且他讲《贞观政要》里的《恻隐》篇讲得很好,我还想听他讲下一卷。”
杨婉听他说完,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
“殿下以后,愿意对他仁慈一些吗?”
易琅点头,“他与我说过,‘刑罚残酷,行用慎之。
’我有记在心里,只要他遵礼,守法度,我会对他仁慈。”
杨婉听完这一番话,心脏像被炭火远远地烘烤都一样,起了一丝抓不住的暖意。
张琮倒台之后,历史的细枝末节似乎都在改变,人心有了缝隙,开始生长出善意的缝中花。
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杨婉,即便具体的历史会改变,但王朝的宿命不会改变。
就好像人心中的情感会改变,但人心中的观念不会改变一样。
然而,人心中的情感重要吗?
对于历史研究来讲,确实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它太容易改变,一点也不稳定,并没有归纳总结的余地和价值。
可是,对于活在贞宁十四年的杨婉来说,那是她喜怒哀乐的根源,也是她真实活着的印证。
那些与她关联的人——易琅,宁妃,杨伦,张洛,白焕……
这些人心中逐渐复苏的悲悯,给予邓瑛的善意,分明映衬着她二十一世纪的人生。
《邓瑛传》出版以后,究竟有没有人为邓瑛这个人流泪,杨婉已经看不见了。
但是那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的人心。
这些人在干冷的政治氛围之中,准许杨婉为邓瑛说出那句“不服。”
而封建时代之后,那个写《邓瑛传》的杨婉,不也正是在干冷的史学氛围中,为那个一直跪在寒雪地里罪人,披一件寒衣,喊一声“不服”
吗?
既然如此,还怕什么。
邓瑛一直都是邓瑛。
而杨婉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
贞宁十四年一月初,学田案尚未审结,大明官场上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浙江巡盐御使上本参礼部侍郎梁为本与倭寇勾结,开办私盐厂,当地盐蜀提举司几次每次派去征税的人,不是被杀了,就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地放回来。
梁为本是贞宁二年的进士,白焕的学生,如今身上的官职,也是白焕通过内阁,向贞宁帝荐的。
梁为本刚刚被下刑部大狱,户科便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给事中,上本参当朝首辅白焕收受梁为本的贿赂,卖官鬻爵,视大明吏政为待价之市。
六科和督察院本来就是打笔头仗的,很多参奏的折子,贞宁帝不愿意回,就搁置留中,他们也都习惯了。
然而这个户科的给事中,却在三日之间一连上了五本折子。
内阁因此惶恐,白玉阳在刑部大堂中也心神不定。
邓瑛不得已,开口唤了他一声。
“白尚书。”
白玉阳这才想起,邓瑛还在受审,拍案掩饰道:“住口,本官问你话了吗?”
邓瑛忍不住咳了几声,没有再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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