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社

第29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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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透过三月的新绿，懊恼地死盯着窗外乌烟瘴气的春天，想：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呢？

我如果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就会不断地被派往农村出苦差。

一入夏就下乡收购棉花，一个县城一个县城地跑，晒得一层又一层脱皮，回到武汉都是“十一”

国庆节了。

然而同样在一个所工作，干同样的专业，有人却从不下乡，出公差尽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最近出到新加坡去了。

公理何在？我干吗置公理而不顾思考保持什么的问题？我要保持的是什么？我自己都答不上来。

领导忘了一份文件在会议室。

领导进来从会议桌上拿了文件就走。

好像我是只椅子而不是一个有情绪有要求的国家职工。

在这一刹那间，我恶念陡生，兀自大声说道：“今年夏季我要病的。

我不能下乡。”

领导在门口停住了脚。

领导折回来，对我说：“我这个人最尊重知识分子。

我认为你在沉思，不想惊动你。”

我冷笑，说：“我今年夏季肯定会病的。

您趁早心中有数，安排其他人下乡。”

领导说：“说这话就不像个知识分子了嘛。”

我说：“您以为现在的人读个大学就是知识分子？”

“当然，读了大学还不是知识分子那什么是知识分子？”

领导想把谈话引向无谓的争论，我可不上当。

我说：“好。

那我就承认是知识分子。”

领导说：“对了。

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小市民。

不要受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影响。

要保持自己的气节。”

我的眼皮往下一耷拉，吁出长长一口气。

和我论起知

识分子小市民来了！

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小市民。

旧社会的分类标准不能用在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