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社

第12章（第2页）

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

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

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

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

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

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

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

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

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地打开了他们的眼界。

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

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

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

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所以更要着眼改良。

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

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

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

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

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

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

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

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

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公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

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

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

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

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

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

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

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

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