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当把我“戴向南”
三个字改成“老公”
时那点点的小心思。
我其实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想娶我，虽然有点小不甘心，但也有些小喜悦。
小不甘心和小喜悦混在一起，就是表面上显露地不是特别明显，暗地里却在能改的地方都能改了。
譬如这个“老公”
。
离婚后，我们的来往也并不多，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有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不是在哪个设计场，就是在哪一个谈话，而我就是天天飞奔着蹲墙角、跑片场。
我们之间的交互并不多，这也是我没有把通讯里的名字改过来的原因——当然，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出事前的一天晚上，他来找我，这是我们离婚后寥寥见过的几面之一。
我虽然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什么，但他真的说出来，我也有点生气。
如今，我似乎应该感谢，如果不是他要问凌若梅的事，警察也许不会找到他，那我怕是要在好几天之后才能见到他。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他就站在我身边，皱着眉说，“这些记者是怎么回事？有点人性没有？”
我们主编接到报告后，就要赶来，他的心思我理解：自己家的新闻，怎么也不能肥水流了外人田。
眼下，戴向南正在我床前发脾气，正是为这事儿。
“不采访会死吗？”
他发脾气时，喜欢皱着眉，表示这件事情他不能理解。
一看他这样子，我就想笑。
他以前认为，这是我不尊重他，其实不是，我只是觉得他这样子很傻气……我很喜欢。
他这一次又逗到我了，所幸缠着绷带，控制住我的笑。
“在人屋檐下，就让他进来吧。”
“进来？”
戴向南拧着眉，“你能说几句话？”
他的样子让我想起以前他养的那只叫puzzy的狗。
puzzy是只橙色的小狗，平日软趴趴的挺可爱，像个玩具，可凶起来，也是这幅样子。
不过，在我们结婚后不久，puzzy就死了。
是我把它压死了。
那天我要出去，一边倒车一边接电话，不知道它在车后面。
那天我回来的又晚，进门发现家里黑的灯，还以为戴向南不在家。
打开后才发现他正在沙发上坐着，我顺口问了句，“咦？你在啊，怎么没开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