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
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
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
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
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
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
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
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
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
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
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
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
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
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金庸
一九九四年一月
快乐和庄严
——法国影人谈中国人
前天中午一位朋友请吃饭,座上有法国的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慕努舒金(A.Mnaushkine)先生、法国电影协会的代表加劳(P.Caurou)先生等人。
他们刚从北京参加了法国电影周,要经过香港回国去。
慕努舒金身材高高的,很有艺术家风度。
加劳给人的印象则是十分的干练与诚恳,他们首先谈到的就是这里许多右派报纸歪曲报道了他们的谈话,慕努舒金说:“中国给我的招待好极了,真是说不出的感谢。”
接连不断的宴会与参观不必说了,他特别举了一个特有的例子:他申请到中国去,为了简化手续,我国外交机关通知他,只要把姓名和护照号码打个电报去就是了,用不到护照签证、用不到照片、更用不到打指模(像美国移民局所规定的那样),这种对外国客人的绝对信任与尊重,使他们非常满意。
慕努舒金说:“中国很美,但中国人尤其动人。”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快乐与内心感到的尊严,使人不自禁地分享到这份愉快和稳定的感觉。
他觉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文化和将来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信心,然而一点没有嚣张和浮夸。
他说来香港之前的一夭,曾有一次印象极深刻的经验:他到广州中山公园去散步,见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宁静和安详,这在欧美任何大都市中都是见不到的。
他到过四五个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觉得最快乐的似乎是中国人,他说这决不是对中国人客气的恭维,他在捷克、民主德国等国家也曾直率他说过。
加劳说,这大概因为在捷克、德国这些国家,人民从前的生活程度就很高,与英法差不多,革命后的改进不像中国那么惊人地显著。
慕努舒金说得不错,他一九二一年到中国时,看到的情形与今日中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加劳今年二月间到过北京,这次是第二次去。
他说,他今年春天见到的印象大好,只怕自己个人有偏见而看错了,但这次有两位朋友在一起,大家意见一致,他才相信事实的确是这样。
慕努舒金先生是《勇士的奇遇》(港译《肉阵飞龙》)《倾国倾城欲海花》、《四海一心》等片的制片人,他谈到中国电影时说,他刚到香港时发表的意见,被某些记者先生们作了错误的引述,不过他们不了解电影的专门技术,误解也是难怪。
接着他在技术上作了分析,他说得很但白,很诚恳,他认为中国电影在技术上有两个缺点。
第一是录音,只做到清晰而没有气氛。
在《四海一心》中,共有九百五十种声音,用以表示环境的气息,但在一般中国电影中,主要只听到演员们在麦克风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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