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殷因于厦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由此言之,王者创制显庸,有传德而无传道也。
体仁以长人,利物以和义,嘉会以合礼,贞固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耳。
千圣之教,百王之治,因天因人,品之节之,分之合之,以立一代之规模者,不度其终以善其始,乃曰吾固以前王为师,是犹操舟者见上游之张帆,而张之于下游,不背于彼之道而背于其道矣。
故传道者非道也。
有所传,无所择,唐、虞、夏后、殷、周,胡为其有损益哉?
《立政》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
、徽言之有所受者也。
《周官》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大猷之自昔者也。
此以仁守天下,以义经天下,阅千古而莫能易者也。
若夫建官之制,周则损益乎殷矣,殷则损益乎虞、厦矣。
世已易,俗已移,利已尽,害已生,其可相因而不择哉?
夫望治者,各以其**而思沿革;言治者,各以其意见而议废兴。
虞、厦、殷、周之法,屡易而皆可师,惟创制者之取舍,而孔子何以云可知也?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势也。
理势者,夫人之所知也。
理有屈伸以顺乎天,势有重轻以顺乎人,则非有德者不与。
仁莫切于笃其类,义莫大于扶其纪。
笃其类者,必公天下而无疑;扶其纪者,必利天下而不吝。
君天下之理得,而后可公于人;君天下之势定,而后可利于物。
是岂泛然取似于古,有所托而遂无咎哉?
唐、虞之建官,内有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此三代之所因也。
总百官四国之治者,内有百揆,周之所不因也。
故后世有天下而不置相,盖自周始。
孟子曰“禹荐益于天”
,则夏有相矣。
伊伊作阿衡,则商有相矣。
抑《蔡仲之命》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正百工者,亦总百揆也。
奚以谓周之不置相也?
命蔡仲之时,盖宗礼未定之先,居忧总己之日也。
若其后,则冢宰与五官分治,而上有坐论之三公,故成王顾命太保,与五官列序而未有殊。
迨其末造,咺、纠、周、孔且仆仆衔命以使侯国,而不适有尊矣。
若夫三公职专论道,则以议道而不任以政。
且曰“官不必备,惟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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