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下,这是一个矮小的,目光闪闪的,腼腆寡言的男孩。
他招工到哪儿了?不记得了。
江南下的信写道:
我路过武汉,逗留了一天,偶尔听人说起你,很激动。
想去看看,又来不及了。
家厚,你还记得那块土地吗?我们第一夜睡在禾场上的队屋里,屋里堆满了地里摘回的棉花,花上爬着许多肉乎乎的粉红的棉铃虫,贫下中农给我们一只夜壶,要我们夜里用这个,千万别往棉花上尿。
我们都争着试用,你说夜壶口割破了你的皮,大家都发疯似地笑,吵着闹着摔破了那玩艺。
你还记得下雨天吗?那个狂风暴雨的中午,我们在屋里吹拉弹唱。
六队的女知青来了,我们把菜全拿出来款待她们,结果后来许多天我们没菜吃,吃盐水泡饭。
聂玲多漂亮,那眉眼美绝了,你和她好,我们都气得要命。
可后来你们为什么分手了?这个我至今也不明白。
那只小黄猫总跟着我们在自留地里,每天收工时就在巷子口接我们,它怀孕了,我们想看它生小猫,它就跑了。
唉,真是!
我老婆没当过知青,她说她运气好,可我认为她运气不好。
女知青有种特别的味儿,那味儿可以使一个女人更美好一些。
你老婆是知青吗?我想我们都会喜欢那味儿,那是我们时代的秘密。
家厚,如今我们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我已经开始歇顶,有一个七岁的女孩,经济条件还可以。
但是,生活中烦恼重重,老婆也就那么回事,我觉得我给毁了。
现在我已是正科级干部,入了党,有了大学文凭,按说我该知足,该高兴,可我怎么也不能像在农村时那样开怀地笑。
我老婆挑出了我几百个毛病,正在和我办离婚。
你一切都好吧?你当年英俊年少,能歌善舞,性情宽厚,你一定比我过得好。
另外,去年我在北京遇上聂玲了。
她仍然不肯说出你们分手的原因。
她的孩子也有几岁了,却还显得十分年轻
印家厚把信读了两遍,一遍匆匆浏览,一遍仔细阅读,读后将信纸捏入了掌心。
他靠着一棵杨树坐下,面朝太阳,合上眼睛;透过眼皮,他看见了五彩斑斓的光和树叶。
后面是庞然大物的灰色厂房,前面是柏油马路,远处是田野,这里是一片树林。
印家厚歪在草丛中,让万千思绪飘来飘去。
聂玲聂玲,这个他从不敢随便提及的名字,江南下毫不在乎地叫来叫去。
于是,一切都从最底层浮起来了五月的风里饱含着酸甜苦辣,从印家厚耳边呼呼吹过,他脸上的肌肉细微地抽动,有时像哭有时像笑。
空中一絮白云停住了,日影正好投在印家厚额前。
他感觉了阴暗,又以为是人站在了面前,便忙睁开眼睛。
在明丽的蓝天白云绿叶之间,他把他最深的遗憾和痛苦又埋入了心底。
接着,记忆就变得明朗有节奏起来。
他进了钢铁公司。
去北京学习,和日本人一块干活,为了不被筛选掉拼命啃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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