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然赶紧请求,“以前江老师说过,我们的病历也会有留档的,应该就在档案室里。”
大叔的脸色立刻不好看了。
他重重搁下烙饼,把印有女星半身像的杂志往旁边一推,翻开登记表,非常不耐烦地问:“姓名,年龄,入院年份。”
“颂然,歌颂的颂,当然的然,23岁,2001年2月份入院的。”
大叔潦草记下信息,随手把笔一扔:“我现在就去查。”
他嘴上这么说,实际的动作却是翻开杂志,找到刚才那篇《高官与二奶,一口血色的玫瑰陷阱》继续读了下去。
五分钟以后,他读完这个狗血俗套的故事,张口骂了句娘,才想起颂然还被晾在电话那头,于是抄起听筒,信口雌黄:“查完了,你得过水痘。”
颂然一没听见桌椅挪动声,二没听见走路声,只听到近处的纸页翻动声,自然觉得疑惑,就问:“我是哪一年得的?”
那边失去耐心,直接发了火:“你这小孩怎么回事?说你得过就得过,我只查一次,爱信不信!”
接着,电话被挂断了。
颂然放下手机,望着漆黑一片的屏幕,嘲讽地摇头笑了笑——七年过去了,福利院还是老样子,一成不变,隔着电话也让人感到寒意。
很早之前,颂然记忆中的福利院大门口就挂着一条褪色的横幅,写着诸如“属于孩子们共同的幸福大家庭”
这样的标语。
大人们总爱说,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你们互为兄弟姐妹,老师是爸爸和妈妈,生活多么幸福。
逢年过节,电视台和报社惯例过来采访,只要能引导孩子们面对镜头,说出一句“福利院是我的家”
,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可每一个孩子都清楚,福利院不是真正的家。
“家”
这个概念太纤细,也太易碎,它像一件捧在珍珠绒上的玻璃雕塑,小小的撞击也会令它粉身碎骨。
有时候,当孩子们快要相信了,一番怜悯过度、接近羞辱的言辞,一个明里关爱、暗中嫌弃的冷眼,或者像今天这样,生了病,请档案室的大叔帮忙搭一把手,他们就会立即清醒过来,意识到——这里不是家。
无论墙壁贴了多少彩饰、桌上摆了多少花束,这里都不是家。
颂然抬起头,透过十二层的落地窗,对面是成排成列无比相似的玻璃窗。
他又转头去看阳台,一束迷离的阳光穿透云层,均匀洒入室内。
布布搂着蓬松的大毛团,光着脚丫子,蜷在悬垂的风铃草底下睡着了。
他悄悄走过去,坐在孩子身旁,为他盖上了一块小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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