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有个地方修古塔时，挖出来了这只龟形铜盒，王姬就送给了苏轼。
苏轼一直是用它来盛放自己私人印章的，今天看到诸位捐出的舍利后，觉得用它来盛放舍利可能作用更大一些，于是就把铜盒捐给了报恩寺。
十月二十八，苏轼又沿京杭大运河舟行南下，不日即抵达目的地杭州。
到了杭州，公事交割完毕，安置停当后就第一时间给弟弟苏辙寄了两首诗，算是报了平安。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这两首诗中竟也有被变法集团视为“反动”
的内容。
（）;（） 因诗中有“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句，变法派们认为，苏轼是借自嘲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暗讽当下的青苗、助役法等法均繁杂不可办理。
还有，在最后两句中，苏轼把自己比作是虽然耳聋但仍能机械地“拜起送往”
的汉代官员许丞，希望陛下也能早日换掉自己这位“聋丞”
。
那意思是说，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法，我苏轼就是一聋子或瞎子，一点也看不懂这些东东！
当然，这也是变法派对苏轼诗句的理解。
当时的杭州下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於潜、新城、盐官、昌化共八个县，杭州府治在钱塘、仁和，州守是一位叫沈立的老干部。
沈立，字立之，藏书家、水利学家（这有点猛），历阳（今安徽和县）人。
老沈通过采集大河事迹以及治河过程的古今利弊，著有《河防通议》一书，是我国论述河工技术最早的著作，后来治河的官员都时常以此书为根据。
此人先后曾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
在以沈立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中，张靓（字子明）与俞希旦（俞献卿之子，丹徒人）为变法集团派来的监司。
监司是有监察州县之权力的地方长官，宋时的转运使、转运副使、转运判官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都有监察该辖区的官吏之责，这些人统称为“监司”
。
历朝历代的王朝，对于地方上的行政都是要进行全权把握的，这也是一种中央对于地方上的把控，地方上的行政组织负担了大量的任务，比如说经济、治安、司法等等。
中央为了能够有效地收集地方上面的信息，监司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机构。
地方上的各种信息都会通过监司直达中央，监司可以直接越过州守直接上报皇帝以防止信息渠道的蒙蔽，同时监司也会提供谏言，成为当时朝廷上下一种别样的谏言渠道。
但是，面对王安石集团的这两个鹰犬与爪牙，苏轼是深恶痛绝的。
苏轼在给苏辙的赠诗中，把这两个人称为“阳虎”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毫无疑问地，这日后也成了变法派人士攻击苏轼的借口了。
在杭州任职的官员中，苏轼的老朋友还真不少：
王廷老（字伯杨），睢阳人，时任两浙路提点刑狱（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
两浙路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包括十四州二军：常州、苏州、润州（镇江）、杭州、湖州、秀州（嘉兴）、越州（绍兴）、明州（宁波）、台州、婺州（金华）、衢州、睦州（建德）、温州、处州（丽水）和江阴、顺安二军。
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全境，江苏省南部的苏锡常镇四市和上海市，治所在越州，杭州，是当时经济和人口最发达的一路。
前宰相吕蒙正之孙、河南洛阳人吕仲甫（字穆仲）时为杭州教官，后任观察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