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的诗歌只有约二十首，押“叉”
字的诗歌则只有三首。
写作这类险韵诗，极其考验诗人的才学与艺术功力，可以看出，正是满腹经纶的才学处于这种境遇之下，才触发了苏轼用险绝之韵抒怀的冲动。
（）;（） 王安石这个人，按说在文学功底上丝毫也不逊色，他的争奇斗胜之心，瞬时又被激发起来，他一连唱和了五首“叉”
韵诗，仍意犹未尽，过了几天又作《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
本来苏轼已经将窄韵的“叉”
字用过，别人再依序使用苏轼原诗的韵字，这就更进一步加大了难度，由此看来，王安石的诗文造诣那真不是浪得虚名。
在密州的头一个除夕，连日的长途跋涉，使得苏轼的身体异常的不适。
不过他还是起身给京东路提刑段绎写下了一首诗，“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
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
刚过三十九岁的苏轼，已经是对仕途感到绝望，“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
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
自小从学于道士的苏轼，道家的清净归隐与儒家的报国安邦这两种念头在他的心中互相交织纠缠，加上密州的荒僻与清寒，使得苏轼的内心极度的凄凉。
也就是在这一年，苏轼患上了痔疮。
现代中医认为，痔疮主要是由于平时患者饮食过于辛辣刺激油腻，导致湿热下注于肛门直肠导致局部气血纵横、热毒郁结，进而迫血妄行，诱发便血以及肛门坠胀。
也可能是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气不能固摄进而引起痔疮脱出。
我们不知道作为蜀人的苏轼是否嗜辣，但根据前文所述，平时的饮宴过度，或许是促使苏轼患上痔疮的一些因素。
苏轼一生虽然十分注重养生，但也不幸患有多种疾病，其中尤以痔疮为最。
这种隐疾，换在旁人绝不会为人所道及，但苏轼是个坦诚之人，在日后他的诗文与书信中曾多次提及自己的痔疾。
网上也有人认为，苏轼的痔疮是在被贬惠州之后才患上的，其实不然。
绍圣三年（1096），苏轼在写给他的表哥兼姐夫程之才（字正辅）的信中，曾透露“轼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
，所以说，到熙宁七年（1074）春节前后，我们可用现代数学推导出来这个并非是“学术问题”
的结论。
为了了解苏轼各个时期的身心状况，以及在各种境遇之下所写的诗词本身，我们只好采取这种稍显无聊的手段了。
熙宁八年正月间，在密州的苏轼沉浸也在过节与诗词唱和的气氛之中。
先是与乔叙、段绎的诗词唱和，此时段绎即将罢提刑之任，苏轼自然是要以诗相送的。
苏轼又与其他一些朋友诸如章传道、褚士言（公弼）、乔叙、赵杲卿（明叔）等登上诸城县东南四十五里的卢山，众人分别就卢山上五处景观进行了唱和赋诗。
这一时期，苏轼还赋了一些词作，如《蝶恋花》。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钱塘也就是杭州，苏轼曾那里过了三个元宵节，自然见惯了杭州上元夜的热闹。
如今再看到密州的上元夜不觉凄清，“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