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又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任县令，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比如，在任期内王安石曾经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
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注意了，这种成功案例给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气，是新法推行的滥觞与渊薮）。
（）;（） 嘉佑三年（105，改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朝廷提交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
，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
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
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
废明经，设明法科。
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随即又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
，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
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说到苏轼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
，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也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有个性）。
其实，苏轼起初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
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
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
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轼不是“可奖之人”
。
神宗说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
王安石回答说苏轼是“邪险之人”
，还说1066年苏轼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