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俞老爷子的居所里,有着四处与众不同的亭堂,分别取名:退圃、逸堂、遁轩、远楼,都是含有浓郁的退隐色彩,俞康直退隐京口之后,终日啸傲其间。
苏轼将这四处亭堂分别作了诗,最后还把俞老爷子直接比作是陶渊明在世,“不独江天解空阔,地偏心远似陶潜。”
();() 本来苏州太守王诲(字规父)想邀请苏轼前去观灯,但因为江西庐山人氏刘恕的造访,苏轼遂将王知州的盛情相邀给推掉了。
刘恕这个人,前面多次提及过,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以史学擅名。
此人也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个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
如今,刘恕专门从江西赶过来拜访苏轼,苏轼自然对于这位老朋友是相当的重视,所以才将王知州的邀请推掉了。
刘恕走后,苏轼在此游览了焦山与金山,会晤了焦山的纶长老,还与金山的宝觉、圆通二长老道别。
不觉离开杭州已经几个月了,苏轼不由地怀念起在杭州与陈述古在一起的日子。
于是在常、润道中作诗五首寄给了陈述古,陈知州每首分别有唱和了一首。
“锦袍公子归何晚,独念沟中菜色民”
,这是陈述古和诗中的两句。
在常、润的道中,苏轼惊喜地收到了弟弟的书信。
如今苏辙已得替齐州(今济南)掌书记,这一职务要求会写奏章文檄且要精于草隶,所以对于苏辙来说,做起来轻车熟路,是再合适不过的工作了。
弟弟在做一些文职的工作,而苏轼此时是在下乡的路途中,想起弟弟能有个得心应手的工作,苏轼的内心也是极为欣慰的,于是就将在常、润之间的所见所闻赋了两首词寄给了弟弟。
四月十九,在这明媚的江南春日里,苏轼听到了朝廷里的重大人事安排,韩绛再度被拜相。
得知这一消息,作为最早拜在其门下,蒙受韩大人关爱最厚的苏轼,连忙上了贺启。
同日,又有消息传来,王安石的铁杆跟班、泉州晋江人吕惠卿(字吉甫)自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可以进入政事堂议事,等于成为宰相群的一员,相当于副宰相的级别,摇身一变成了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
当时,王安石因和吕惠卿友好,就向宋神宗进言推荐吕惠卿,说吕惠卿的贤能,岂止在当今之人中出类拔萃,即使是前世大儒也不是能轻易比得过的。
学习先王的道理而能用于今世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
吕惠卿因而被任命为检祥文字,凡事不分大小王安石必定和他商议,凡是王安石所上涉及变法的奏章都出自吕惠卿的手笔。
吕惠卿因此成为新党核心,当时之人甚至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渊。
吕惠卿是依靠王安石的信任一路走到副宰相之位,而后来王安石离任后却又极力打击王安石,甚至拿出和安石的私信来诋毁他,王安石退处金陵后,也深悔错信了吕惠卿。
所以后来无论是章惇、曾布、蔡京中的谁当政,都会因为厌恶害怕其品性而不敢引其入朝,于是他一直在朝外辗转为官至去世。
关于此人,我们后面会详细解读,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在润州时,苏轼还专门拜会了镇江军书记孙立节(字介夫),这是一位在苏轼眼中的刚正之士,敢于当面顶撞王安石,而不去三司条例司的人。
以至于,刚开始推行新法的时候,新近被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对待各级官吏和士大夫都是傲慢不恭,惟独敬畏孙立节,他们说了,这就是那位敢于顶撞丞相的牛人啊!
();() 苏轼一行在润州的巡察基本已结束,“工作组”
南返至离润州六十四里的丹阳,此时的周邠县令因任满赴调就要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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