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诗案”
在御史台大臣喧哗的反对声中，交由审刑院复核。
大约从十二月起，“乌台诗案”
进入了判决阶段。
陈睦的“录问”
完成后，交给大理寺审判，大约十二月初，大理寺的进行了初判。
大理寺的判词，其要点概括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换言之，大理寺官员通过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
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
，其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
但是，御史台本意欲置苏轼于死地，御史台当然反对大理寺审判结果，大理寺的初判显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满，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的奏状。
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
，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谓其“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
（）;（） 不过，审刑院支持大理寺审判结果。
审刑院在案件审核中起到复核作用，从相关资料所载“审刑院本”
的结案判词可以看出，审刑院支持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性。
其结案判词可以被梳理为三个要点：一是定罪量刑，苏轼所犯的罪“当徒二年”
；二是强调赦令对苏轼此案有效，“会赦当原”
，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据皇帝圣旨，对苏轼处以“特责”
。
谁也没想到，生死关头，当时当朝居然多人为苏轼求情，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但是，关键时候，一锤定音者，还是太皇太后曹氏，她把宋仁宗搬出来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十二月二十八日，审刑院作出终审判决：“原免释放”
，贬官黄州。
宋神宗也下了最终的裁决圣旨：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他牵连此案的大小官吏，视情节严重，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对于受到牵连亲友，苏轼是抱有深深的内疚的。
比如王巩，本没有什么罪状，却因苏轼的诗文牵连，远贬宾州（今广西宾阳）。
张方平、范缜、司马光等人皆因上书救之，被分别罚铜论处。
所以，苏轼在给他的信中，就说自己“罪大责轻，得此已幸，未尝戚戚。
但知识数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已所累尤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