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升之，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市，位福建省西北）人。
字旸叔，初名旭，避神宗讳，改字晹叔。
建阳三桂里（考亭）人，进士出身，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此时王安石行变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他在该机构名称问题上与王安石相忤，乃称疾不朝。
此刻还是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的苏轼兄弟，刚刚抵达京师，兄弟俩住到了南园。
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苏轼也算是到了自己在京城的家中。
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自己一生的宦海沉浮都与新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月中，由于王安石已经大权在握，此人平素最为厌恶好议论朝政者，因此除丧还朝的苏轼被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判官告院（掌文武官员、将校告身及及封赠），兼判尚书祠部（掌尚书省祠部曹）。
（）;（） 宋朝的官名很长，但苏轼的这种小官工作的确清闲，“颇甚优闲，便于懒拙”
，不过这正和苏轼的心意。
只是苏辙要到制置使上班，工作极为繁重，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对于哥哥的清闲工作极为羡慕。
三月十六，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熙宁变法开始时的决策机构。
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问题丛生。
为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二月二十七日﹐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的同时﹐随即就创建了这个机构﹐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
。
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中书及门下皆不得过问。
主官为同制置三司条例，共二员，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制订新法，签书三司条例司公事。
因初置时，由参知政事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故冠之以“同”
字。
属官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二员或三员；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度利害官，若干。
并有权临时选官遣使，考察新法实行之利弊。
为什么要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是因为苏辙先前曾上疏神宗皇帝，大意为苏辙心中认为国家要想国库充盈，不是想尽办法去向民间去求财使得国家富裕，而是去想办法去堵塞使国家财富流失的漏洞。
具体的漏洞有三个：一是官员编制冗余，二是国家养活的冗兵过多，三是财政支出的不必要的花销过多。
苏辙的奏疏到了神宗皇帝那里，神宗将奏疏原件转到中书省，并在奏疏上批示如下：
朕详观疏意，知道苏辙同志确实是潜心研究了当世经济社会的各项事务，观点大都切中时弊（主要是切中了自己的心理），作为下属官员，非常之难能可贵。
于是，当即诏对苏辙于延和殿，任命为上述的官职。
苏轼知道，如今变法的诸事措置，虽然王安石、陈升之二人压力很大，但检详官的苏辙却得在每项事务上身体力行、亲力亲为。
三月二十七，苏轼在给二堂哥苏不疑的家信中，对堂哥诉说了苏辙的辛苦与不易。
苏轼此前的猜测果然应验了，光棍汉董传在韩琦的提携下突然间就得了官，娶了老婆，可能是自己的穷命里无法消受吧，本年二月间突然亡故了。
苏轼与董传的其他一些故旧人等凑了点钱，但还远远不够安葬董传之需，只得上书韩琦，先说董传确实有才，然后又介绍了董传家里的窘境，母亲守寡多年，弟弟孤弱尚小，连吃饭都有些困难。
如今董传父子的灵柩都暂厝在寺庙里无钱下葬，盼望惜才的韩大人能拨出一点经费来办理董传的丧事。
听说陈铎学士要从泾州经过，韩大人不如让他把钱带给在歧下的宋迪（苏轼替韩大人考虑的极为周全），由宋迪来主持董传的后事，若赙金还有结余，那就交给董的家人以应急需。
就这样，如愿处理完董传的后事，苏轼又忙着为眉山老乡任伋（字师中）赴任黄州通判而写诗送行，还把写的诗也寄给了任伋的兄长任孜（字师平），此时，任孜正在四川简州平泉县令任上。
这是苏轼在丁父忧之后，又开始提笔作诗了。
（）;（） 说起这位老乡任伋，字师中，眉州眉山人。
少学读书，通其大义，不治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