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非常激动与受宠若惊，紧接着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方面，苏轼还是极为幼稚的。
因为军事与外交等重大的工作，那是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方能奏效的。
当时，契丹、西夏疆域虽广，但多为不毛之地，或因气候原因无法耕种。
由于环境恶劣、资源短缺，势必得向外拓展，压缩北宋生存空间，双方为此在边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飞扬跋扈，重蹈李唐覆辙，为了能够消弭隐患那是绞尽脑汁，最终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的兵权。
但是，此举虽然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利，却形成了北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
一旦战争发生，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
武人跋扈的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矫枉过正，过于束缚了武将的手脚。
在战争中又不断削弱武将实权，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
崇文抑武令武将素质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进取，畏战心理严重。
特别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作战的信心，转而将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内”
一面。
后来，继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
的国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被洗过脑的像苏轼的这类文官，也说过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
例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竟然这样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历史证明，宋廷上下不以开拓进取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务本业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
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与强邻不是比谁的拳头更硬，而是大谈礼义道德，宋人大概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局限性”
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苏轼的三封奏章后，也许是被苏轼的爱国精神感动了。
据史料记载，有一天，神宗问王安石道，苏轼的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向来对于新法的态度，可以说是自己的异己，恐怕年轻的神宗皇帝接下里会重用苏轼，所以连忙说：
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
神宗道，朕看到苏轼的奏议异于诸人，所以决定召见。
并且苏轼还对朕说，陛下若轻易就召见微臣，这样并不好。
因为人臣向来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为荣，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况，就仅以一些上奏的言语就召见微臣，那么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会争相效仿。
又说朕给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于今后效果如何以至于不能始终。
苏轼这些话，爱卿认为如何？
安石道，陛下给臣僚加官，不会不加考实，虽然加官但有何害？
（）;（） 神宗又道，苏轼还给朕讲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说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
主常胜客，客不常胜，治天下亦然。
人主不欲先动，常以静应之于后，乃胜天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