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
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
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
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
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
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
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 2.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
至“下及战国、秦、汉焉”
)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
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
至“汉极盛矣”
)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
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
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
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
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
《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
但“九州”
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
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
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
个具体的历史时代。
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
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
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
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
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
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
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
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
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3.开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
《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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