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红岸基地后,叶文洁就没有想到能够出去,在得知红岸工程真实目的后(这个绝密信息是基地许多中层干部都不知道的),她把与外界精神上的联系也斩断了,只是埋头于工作。
这以后,她更深地介入到红岸系统的技术核心,开始承担比较重要的研究课题。
对于杨卫宁给予叶文洁的信任,雷志成一直耿耿于怀,但他还是很愿意将重要课题交到叶文洁手上——以叶文洁的身份,她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有任何权利;而基地中,只有雷志成是天体物理专业出身的,是当时少见的知识分子政委;这样,叶文洁的成果和论文最后都被他占去,使他成了部队政工干部中又红又专的典型。
调叶文洁进入红岸基地的最初缘由,是她读研究生时发表在《天文学学报》上的那篇试图建立太阳数学模型的论文。
其实,与地球相比,太阳是一个更简单的物理系统,只是由氢和氦这两种很简单的元素构成,它的物理过程虽然剧烈,但十分单纯,只是氢至氦的聚变,所以,有可能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对太阳进行较为准确的描述。
那论文本来是一篇很基础的东西,但杨卫宁和雷志成却从中看到了解决红岸监听系统一个技术难题的希望。
日凌干扰问题一直困扰着红岸的监听操作。
这个名词是从刚出现的通信卫星技术中借来的,当地球、卫星和太阳处于同一条直线时,地面接收天线对准的卫星是以太阳为背景的,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电磁发射源,这时地面接收的卫星微波就会受到太阳电磁辐射强烈干扰,这个问题后来直到二十一世纪都无法解决。
红岸所受到的日凌干扰与此类似,不同的是干扰源(太阳)位于发射源(外太空)和接收器之间。
与通信卫星相比,红岸所受的日凌干扰出现的时间更频繁,也更严重。
实际的红岸系统又比原设计缩水了许多,监听和发射系统共用一个天线,这使得监听的时间较为珍贵,日凌干扰也就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了。
杨卫宁和雷志成的想法很简单:搞清太阳发射的电磁波在监测波段上的频谱规律和特征,用数字滤波滤掉它,就可排除干扰。
两人都是技术专家,在这外行领导内行的年代,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杨卫宁不是天体物理专业的,雷志成则是走政工道路的人,在专业上不可能知道得太深。
其实太阳电磁辐射的稳定只局限于包括可见光在内的从近紫外到中红外波段,在其他的波段上,它的辐射是动荡不定的。
叶文洁首先明智地在第一份研究报告中明确一点:在太阳黑子、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剧烈爆发性活动期间,日凌干扰无法排除。
于是,研究对象只局限于太阳正常活动时红岸监测波段内的电磁辐射。
基地内的研究条件还是不错的,资料室可以按课题内容调来较全的外文资料,还有很及时的欧美学术期刊,在那个年代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叶文洁还可以通过军线,与中科院两家研究太阳的科研单位联系,通过传真得到他们的实时观测数据。
叶文洁的研究持续了半年,丝毫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她很快发现,在红岸的观测频率范围内,太阳的辐射变幻莫测。
通过对大量观测数据的分析,叶文洁发现了令她迷惑的神秘之处:有时,上述某一频段辐射发生突变时,太阳表面活动却平静如常,上千次的观测数据都证实了这一点。
这就很令她费解了。
短波和微波频段的辐射不可能穿透几十万公里的太阳表层来自太阳核心,只能是太阳表层活动产生的,当突变发生时,这种活动应该能够观测到,如果太阳没有相应的扰动,这狭窄频段的突变是什么引起的?这事让她越想越觉得神秘。
研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叶文洁决定放弃了。
她在最后一份报告中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这件事情应该比较好交代的,军方委托中科院的几个单位和大学进行的类似研究都以失败告终,杨卫宁不过是想借助叶文洁的过人才华再试一试。
而雷志成的真实想法就更简单了,他只想要叶文洁的论文。
这项研究理论性很强,更能显示出他的水平和层次。
现在,社会上疯狂的浪潮渐渐平息,对干部的要求也有了一些变化,像他这样在政治上成熟、学术上又有造诣的人,是奇缺的,当然前途无量。
至于日凌问题是否能够解决,倒不是他最关心的。
但叶文洁最终还是没有把报告交上去,她想到,如果研究结束,基地资料室为这个课题进行的资料调集和外文期刊订阅就会停止,她就再也不可能接触到这么丰富的天体物理学资料了。
于是,她在名义上还是将研究进行下去,实际上则潜心搞自己的太阳数学模型。
这天夜里,资料室寒冷的阅览室中照例只有叶文洁一人,她面前的长桌上摊开了一堆期刊和文献。
完成一段烦琐的矩阵计算后,她呵呵冻僵的手,拿起了一本最新一期《天体物理学》杂志,仅仅是作为休息,随便翻了翻,一篇关于木星研究的论文引起了她的注意,论文的提要如下:
在上期的短讯《太阳系内新的强发射源》中,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哈里·比德森博士公布了一批数据,是有关他在6月12日和7月2日对木星由行星引力导致的自转摆动观测中,意外两次检测到木星本身发出强烈的电磁辐射,每次持续时间分别为81秒和76秒,这批数据记录了辐射的频率范围和其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