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孩子也喜欢“刘矮子”
这个绰号,比如谁感冒去刘老师那里开了药,小朋友们都说你又去看刘矮子了啊!
“看刘矮子”
也成了看病的另一种说法了。
半个多小时后,父亲就带着刘矮子来到我家。
父亲说:“刘老师,我儿子额头特别烫,有时候都胡言乱语了,在我床上躺着的,您快请进!”
刘矮子走进父母的卧室,母亲从堂屋抽了一条方板凳,方板凳是父亲从山上砍的柏树,请木匠师傅加工制作的。
方板凳长四十公分,宽二十五公分,高五十公分,通常川渝地方的人体身高,坐这种方板凳正合适,不高不矮。
刘矮子坐到床前帮我诊断。
刘矮子不慌不忙,把肩上斜挎的医药箱放高方板凳上,拿出温度计,撩开我的衣服,把温度计夹我左胳膊的腋下。
刘矮子说:“姚俊,把胳膊夹紧了,别让温度计掉出来,掉出来就测量不准确了。
把嘴张开,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我听话的紧紧夹着胳膊,把舌头伸出来。
刘矮子看了舌头,又说:“把嘴张开,说一声阿!”
我把舌头缩回嘴里,张开嘴,说:“阿”
。
刘矮子拿一块竹块,竹块比吃完老冰棍后的木块大一半,也要长一半。
他左手用竹块压着我的舌头,右手用手电筒照我的喉咙。
他看完以后,又用他右手搭在我左手脉搏上,诊断了我的脉搏。
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特别是农村里,医生通过传统的医疗方法诊断病人的病情。
不像现在的医院,只要进去,各种检查化验一大堆,人还特别多,哪个窗口都要排很久的队,看点病能折腾死个人,钱也花很多。
刘矮子诊断完我的脉搏后,取出我腋下的温度计。
“三十九点七度,高烧啊!
需要打一针!”
一听要打针,迷迷糊糊的我瞬间清醒过来,哭着说不打针。
父母一听高烧到三十九点七度,顿时紧张得不得了,怕把我脑子给烧坏了。
由不得我不同意打针,父亲把我翻过来让我爬到床边,他坐在床上搂着我的双手和上半身在他怀里,令我没有挣扎的余地。
母亲双手紧紧抱住我的双脚,令我无法乱蹬。
刘矮子默契的褪下我的裤子,露出我大半边小屁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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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矮子然后从医药箱里拿出注射器和镊子还有两瓶针药,一瓶白色粉末状的,一瓶液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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