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秦观要进京应举路过徐州时,在李公择的引荐之下前来拜见苏轼,这是秦观与苏轼的第一次相见。
谁知,秦观此次赴京的科考却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
面对自己所看重之人的科场失利,苏轼自然为秦观鸣不平。
他在写给秦观的书信中,安慰道,“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弔有司之不幸尔”
,意思是说,这次考试的结果,不足以影响到你什么,反而是科场的决策者应因失去你这样的人才而不幸。
同时,在次韵参寥子的三首七言绝句诗的诗题上,苏轼竟然加注了“时秦君举进士不得”
这样的字眼,可见苏轼对于秦观的爱惜之情。
度支员外郎(六品寄禄官,不预司务)宋迪(字复古),拿来自己的画作向苏轼求跋。
此前因为转交董传后事的安葬费,苏轼曾交由宋迪代办过。
此人擅长画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
苏轼因慕其才,常与之交往。
在宋迪的一幅《潇湘晚景图》上,苏轼题过三首诗,还对宋迪的小儿子汉杰的画技也赞不绝口。
徐州的黄楼建成后,苏轼觉得此楼是密州的超然台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已经事先请大表哥文与可创作一篇《黄楼赋》,以便刻石于黄楼之上。
过了一段时间,意犹未尽的苏轼,专门安排石康伯(字幼安)前往京师亲自拜见文同。
石康伯这个人,字幼安,眉山人,石扬休(字昌言)之子。
他与苏轼是亲家,因为苏轼的长子苏迈续娶了石康伯之女。
石幼安曾与文与可有交往,二人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自然就多。
苏轼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一是想当面催一下表哥,让他赶快将《黄楼赋》写出来,自己将亲笔书写后,刻石并置于黄楼之上。
二是让石康伯给表哥带去绢帛四幅,还想求作竹木、怪石于其上,想把表哥的画作当作屏风安放在黄楼上,当作徐州永远的奇观。
苏轼认为,既然有了文同的诗赋与画作在,那么,后世就会倍加珍惜黄楼,有了损坏就会勤加修葺,黄楼就不会因日久而破败了。
可以说,苏轼对于文同艺术地位的见解是极为独到的,时至今日,文与可得以流传下来的墨竹等画作,仍被当作国宝而收藏。
在苏轼托石康伯带给大表哥的信件里,苏轼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思:那就是建议表哥在作《黄楼赋》时,一定不要过多地赞誉自己,若不这样,自己将不好意思亲笔书写了。
石康伯走后不久,苏轼便收到秦观的来信。
信中,秦观首先感激老师与参寥子的安慰之情,再就是故作一些看淡世情之辞,以化解自己落榜后的窘态。
还有就是,远在南都的弟弟子由,曾请恩师张方平为父亲苏老泉重写墓表。
如今,张老先生已经将墓表重新写了出来。
张方平不仅将苏老泉新版的墓表寄给苏轼,还特地将苏洵的《辨奸论》一同附上,苏轼接到信拜读其父的遗作之后,不由得涕泪交加。
苏轼知道,想当初先父在创作《辨奸论》时,就连他们兄弟俩都觉得“未免太过分了”
。
但是,彼时的张大人一看到这篇文章,就赞不绝口,甚至觉得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
后来,又经过张老先生的推介,人们才逐渐知道了原本寂寂无名的苏老泉。
();() 因此,苏轼又专门就此事写了信,郑重地拜谢了张方平大人。
这段时间,苏轼与欧阳修的次子欧阳奕(字仲纯)互通书信较为频繁。
但以父恩被授予官职的欧阳奕,却是英年早逝,役年三十四岁。
欧阳仲纯病逝后,苏轼在写给他的祭文中,沉痛地回忆了他们相识于颍水之滨,后来居官光禄丞的欧阳仲纯又到京东去看望自己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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