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状中的措辞极为严肃认真，“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乐今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
，不仅如此，还有更狠的，“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
且卖等皆细民，安可贱售其值！
故臣愿急罢之。”
（）;（） 当苏轼还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神宗震怒而后降罪之际，忽然就传来皇上竟然采用了他的建议，把买灯之事给取消了。
这让苏轼受宠若惊，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接下来就搞出了一个更大的动作，以自己三十四岁的自以为成熟的年龄上书二十一岁的神宗皇帝，开始大谈新法的不便。
殊不知，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
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
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
产生了怀疑。
于是乎，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
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
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
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就敢毫不留情地往宋神宗头上浇凉水的人，一种可能是神宗的长辈比如英宗，可是英宗业已驾崩；再一种就只能是臣僚中的头脑发热者，我们这里称之为“政治上不成熟”
者。
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他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
然而，就在变法推行之际，刚刚从政不久的苏轼便上书神宗，陈述新法之利弊，反对王安石的一些措施，这就是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开篇便说：“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
此时，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保守派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后来，苏轼也因此次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而不出意外地被贬为杭州通判。
看过《上神宗皇帝书》原文的人都知道，作为文言文，苏轼竟然写了大约一万字的篇幅，里面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很有当今重点高中文科班学生优秀的杂文习作，从文采的角度来讲毫无破绽，甚至是一篇美文。
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它本身是无比残酷的。
所以此时的他，还只能叫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