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智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
一个理想的受过教育者,不一定要学富五车,而只须明于鉴别善恶;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何者是可憎的,即使是智识上能鉴别。
最令人难受者,莫过于遇着一个胸中满装着历史上的事实人物,但见解和态度则是完全错误的人。
我曾遇见过这一类的人,他们在谈话之际,对于无论什么题目,总有一些材料要发表出来,但是他们的见地,则完全是可笑可怜的。
他们的学问是广博的,但毫无鉴别能力。
博学不过是将许多学问或事实填塞进去,而鉴别力则是美术的判别问题,中国人于评论一个文人时,必拿他的学行和见识分开来讲。
对于历史家尤其应该如此区别。
一个满腹学问的人,或许很易于写成一部历史:但所说的话或竟是毫无主见与识别的。
而在论人和论事时,或者是只知依人门户并无卓识的。
这种人就属于我们所谓缺乏智识上的鉴别力。
强记事实是一章极容易的事情?历史上一个指定时代中的事实,我们极易于强记,但分别轻重和是非,则是一章极难的事情,而有恃于一个人的见解力了。
所以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
这就是我们所谓鉴别力,而有了鉴别力则雅韵即会随之而生。
但一个人如若想有鉴别力,他必须先有见事明敏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和不为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院式的诱惑所威胁或眩惑。
一个人在成人时代中,他的四周当然必有无数各种各式的诱惑如:名利诱惑,爱国诱惑,政治诱惑,宗教诱惑,和惑人的诗人,惑人的艺术家,惑人的独裁者,与惑人的心理学家。
当一个心理分析家告诉我们:幼年时代的脏腑效能之不同的运用,切实有关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志向,挑衅心,和责任心,或便闭症引起暴燥性情时,凡有识力者对之,只可付诸一笑。
当一个人错误时,他简直就是错误的,不必因震于其大名,或震于其高深的学问,而对他有所畏惧。
因此识和胆是相聊的,如我国人之每以胆识并列。
而据我们所知,胆力或独立的判别力,实是人类中一种稀有的美德。
凡后来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们大都在青年时即显露其具着智力上的胆力。
这种人决不肯盲捧一个名气虽然已经震于一时的诗人。
他如真心钦佩一个诗人时,他必会说出其钦佩的理由。
这就是依赖着他的内心判别而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别力。
他也决不肯盲目捧一个风行一时的书派,这就是艺术上的鉴别力。
他也决不肯盲从一个流行的哲理,或一个时髦的学说。
不论它们有着何等样的大名为其后盾。
他除了内心信服之外,决不肯昧昧然信服一个作家;如若那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就是不错的;但如若那个作家不能使他信服,则那个作家是错误的,而他自己是对的;这就是智识上的鉴别力。
这种智力上的胆力,和独立的判断力,无疑是必需一己的内心中,先具着一种稚气的天真的自信心。
但一己的内心所能依赖者、也只有这一点,所以当一个学生,一旦放弃其个人判断的权利者,他便顿然易于被一切人生的诱惑所动摇了。
孔子好像已经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不好,所以他说:“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
他必因看见弟子之中这种学而不思的人太多了,所以他提出这种警告。
这个警告也是现代的学校所极为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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