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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魏晋佛教200年（第3页）

当时的皇帝曹叡，忙于处理军国大事以及应对各方势力的争斗，对于康僧铠的到来起初并未给予过多关注。

然而，当《无量寿经》在民间逐渐传播开来，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后，曹叡也有所耳闻。

但鉴于当时的局势复杂，他未对康僧铠的传教活动进行明确的支持或反对，采取了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

民众的反应则各不相同。

一部分饱受战乱之苦、生活困苦的百姓，听闻经文中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丝曙光，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纷纷前往白马寺聆听康僧铠的讲解。

他们在佛法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希望能从苦难中找到解脱的希望。

而另一部分民众则对佛教持观望或怀疑的态度，认为这只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对现实生活的改善并无实际作用。

但无论如何，康僧铠的到来和《无量寿经》的传播，在当时的社会中掀起了一阵波澜，为三国时期的宗教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色彩。

公元286年，竺法护在长安等地译出大量佛经，如《光赞般若经》等，引起极大轰动。

竺法护祖籍月氏，世居敦煌，对佛法热忱且天赋极高，早年游历西域诸国，收集众多珍贵佛典。

其译经经费来源或许有佛教信众捐赠，也可能获地方权贵或寺庙支持。

当时晋武帝司马炎，其对竺法护译经活动相对宽容之态，未直接支持或阻止。

从生产力角度看，竺法护佛教思想传播改变人们思维与价值观。

部分人受其影响注重内心修养和道德规范，更平和勤奋；但也有人或因沉迷宗教而忽视生产。

竺法护活动包括组织讲经法会、讲解经文、答疑解惑。

信众抄写、诵读佛经。

当时佛教的盛行与儒家思想有冲突与交融。

儒家强调入世、积极有为，而佛教侧重出世、寻求解脱。

但在某些方面，如劝人向善、注重道德等又有相通之处。

竺法护对佛教在华传播贡献重大，其译经丰富佛教经典，奠定发展基础，令人钦佩，功绩显着。

公元317年，东晋建立，皇帝司马睿在位。

社会的动荡让民众如溺水之人渴望救命稻草，佛教乘势蓬勃发展。

一时间，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信众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