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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顺虽然平了,但太监王继恩统军无方,扰乱民间,于是太宗派张咏去治蜀。
王继恩捉了许多乱党来交给张咏办罪,张咏尽数将他们放了。
王继恩大怒。
张咏道:“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有何不可哉?”
王继恩部下士卒不守纪律,掠夺民财,张咏派人捉到,也不向王继恩说,径自将这些士兵绑了,投入井中淹死。
王继恩也不敢向他责问,双方都假装不知。
士兵见张咏手段厉害,就规矩得多了。
太宗深知这次四川百姓造反,是地方官逼出来的,于是下罪已诏布告天下,深自引咎,诏中说:“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
念兹失德,是务责躬。
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予!”
他认为百姓所以造反,都因自己委任官吏不当,处理政务不明而造成,实在是自己的“失德”
。
后世的大领袖却认为自己总是永远正确的,一切错误过失全是百姓不好,比之宋太宗赵光义的风度和品格来,那可差得远了。
张咏很明白官逼民反的道理,治蜀时很为百姓着想,所以四川很快就太平无事。
他在乱事平定后安抚四川,深知百姓受到压迫太甚时便会铤而走险的道理。
后来他做杭州知州,正逢饥荒,百姓有很多人去贩卖私盐度日,官兵捕拿了数百人,张咏随便教训了几句,便都释放了。
部属们说:“私盐贩子不加重罚,恐怕难以禁止。”
张咏道:“钱塘十万家,饥者十之八九,若不贩盐求生,一旦作乱为盗,就成大患了。
待秋收之后,百姓有了粮食,再以旧法禁贩私盐。”
《宋史》记载了这一件事,当是赞美他的通情达理。
中国儒家的政治哲学,以宽厚爱民为美德,不若法家的苛察严峻。
王小波在四川起事时,以“均贫富”
为口号,他对众贫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续资治通鉴》宋太宗淳化四年)。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称:“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
后王师破贼,袅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
至景佑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
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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