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社

第12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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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

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

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

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

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说民主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

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

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

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

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

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

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

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

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

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

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

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

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

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

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

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

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

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

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

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

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

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

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