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中，苏轼又说：
微臣听闻坊间近来有传闻，陛下出台了一些纠偏过激的行政措施，追回派出实施变法的官吏，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迹象，朝野间也都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但是，我的亲！
原来陛下在做的不过是，只委派地方监司机构到民间打探一下新法管理强行抑配的情况，看看老百姓还有没有承压的空间！
比如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
，是在朝廷体制之外另设一个部门。
实际上该部门就是撇开原有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
在苏轼看来，这个新机构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而且使得“民实惊疑”
“吏皆惶惑”
。
要“复人心而安国本”
，就应该罢去“新法”
的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如此，“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
。
苏轼越说越气，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他说，微臣还听说陛下认为，新法最终退而求其次还总可以在西北三路地区试行，我苏轼就纳了闷了，泱泱大中华的西北三路人民难道就不是陛下的赤子百姓与臣民？难道就该做行医者试用毒药的试验品吗？
如今陛下推行的新法一连得罪了老百姓、军队、官吏以及士大夫等社会各阶层，我并非是危言耸听来吓唬陛下，我也没这个胆（这倒是一句瞎话）。
青苗法、助役法实施后，农民们内心不安。
均输法令颁布后，商贾们不能正常经商，老百姓也买不来东西因而生活不便。
合并消减军队，驱逐伤残兵士，贬斥从军人员等举措，使军队中的军人开始对朝廷产生怨恨之情。
青苗钱既然要散发，那么就不该再禁止或抑配，不然下级的官吏就会因收不到利钱而受到责罚。
以上这些，还有近来的不管是放任谬误强推新法，还是朝令夕改、粉饰过错都是微臣我寝食难安、扼腕叹息的根源啊！
说到这儿，我们结合神宗皇帝的变法背景与决心，作为现代的职场人士，我们大多人也不难理解苏轼在宋神宗心中的形象之变化了。
如果说《上神宗皇帝书》还是对事不对人，那么一个月之后的《再上皇帝书》就堪称直接的人身攻击了。
其言辞之激烈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几至无法相信是出自温文尔雅的苏轼手笔了。
他不但进一步将“新法”
贬低得一无是处（“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随之”
），而且其行文之间虽未指名，然而天下谁人不知句句不离王安石其人。
其中最末一段，苏轼竟将王安石比作魏晋之际的奸臣贾充，要求神宗将其罢免（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