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今的士子甚至士大夫写起文章来，没有一个不是抛开现实中的人事而高谈阔论的。
（）;（） 如今苏轼到了鲁地，就开始搜集凫绎先生的遗文，还很幸运地在凫绎先生儿子处找到了老先生的文集。
原来，凫绎先生叫颜太初，字醇之，为古代大师兖公颜渊的第四十七代孙。
儿子叫颜复，见苏轼将父亲的诗集认真地抄录下来，态度毕恭毕敬的，就趁热打铁地想请苏轼给诗集作一篇序文。
不过小颜也没有让苏轼白作，他将家藏的河北易县超级制墨大师李廷珪亲手制作的墨块赠给了苏轼。
据传，唐人李廷珪制的墨质量恒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存，就是扔进沟中，也可数月不坏。
苏轼见这些墨历经了这么多年，墨色还是那样黑，就知道这是李廷珪的真品无疑。
有了李廷珪的好墨，苏轼立即展纸研磨，一气呵成地手书《试墨贴》一道，此贴后被其侄苏大通寄给了黄庭坚欣赏。
黄庭坚看了此贴后，惊呼该贴“如鸾凤之雏，一日坠地，便非孔翠可拟，况山鸡辈也。”
苏轼在密州任上时，州郡内常有盗窃之事发而未获，上头的安抚、转运司深为担忧。
有段时间，终于派遣了由三班使臣带队的悍卒数千人下来捕盗。
结果，这些悍卒们凶暴恣行，比窃贼更为可恨，经常私闯民宅，打家窃舍，甚至将要发生杀人的妄动。
密州被诬陷的百姓们皆畏罪惊散，甚至被逼到将要聚众叛乱的地步。
老百姓将这些悍卒的行为告到知州苏大人这里，苏轼面对呈上来的状纸看都不看，就故意扔到一边，说，我们朝廷派下来的三班使臣及一众将领还不至于会这样！
话虽这样说，暗地里苏轼却让这帮悍卒自相揭发，最终供出了其中的害群之马，将其绳之以法后，密州的乱象遂于悄无声息之间被平息了。
在清朝乾隆时期的《诸城县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诸城有一处苏轼题写的石刻，内容有九个字：禹功、传道、明叔、子瞻游。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苏轼曾与乔叙（字禹功）、章传（字传道）、赵杲卿（字明叔）一起出游。
题名的石刻有说位于旧诸城的县学里的，有说被置于超然台上的，难得的是，这九个字的书体竟为八分书，也就是隶书。
故有后世学者惊呼，“坡书遍天下，而八分仅见此石”
、“东坡分隶，世所罕见，此九字，可谓文豹之一斑也”
。
另有江湖传闻，后世的清代学者翁方纲就收藏有该九字隶书的拓片，只是该石刻已经荡然无存了。
熙宁九年，四十一岁的苏轼被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为职事官，正七品，与祠部郎中共同掌管祭祀、占卜、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医药、僧尼簿籍等。
朝中传闻，环庆路都监兼第四将充安南行营副将李孝孙曾向朝廷乞召苏轼为侍从。
此时，包大人的外甥文勋正出任密州的从事官，我们前面说到过，文勋十分擅长写篆书，深得李斯的运笔之妙。
而苏轼在到任密州之后，于民间得到一本秦朝时期的石刻拓本，文勋听说后，就在苏轼处拿到了这一拓本，并精心地临摹下来，刻石后放在了超然台上。
苏轼认为，秦政虽然残暴无道，但秦人创立的某些制度及规矩，倒是远胜其他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