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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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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凶手的犯罪重点在形式，而非结果。

实际上，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报应仪式”

的表演。

表演，就必然要在万众瞩目下进行。

为了达成这种表演的效果，凶手可谓不遗余力。

他并不刻意隐瞒罪行，而是竭力让犯罪现场原貌展现在公众面前。

第47中学杀人案中，尸体被摆放在教室里。

富民小区杀人案中，寓意为子宫的水囊被悬挂于室外走廊。

富都华城杀人案是唯一一起主现场位于室内的犯罪，也采用了纵火这种势必产生轰动效应的手段。

凶手有渴望被公众认知的强烈愿望，并宣称自己有加以惩罚的权力，而这一点又与其谨慎的行事作风矛盾。

据此，方木认为凶手似乎有某种人格分裂的趋向。

表面上，他是一个内向、沉默、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人际交往正常的人，而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独特的价值观念，渴望被瞩目及认可，同时表现出对他人的漠视，甚至是物化的心态。

从凶手的既往犯罪属性来看，方木认为第47中学杀人案并非凶手的初次作案。

他应该有犯罪前科，并可能受过刑罚。

此外，方木还重点分析了凶手在现场实施的惯技行为、标记行为以及反侦查措施。

所谓惯技行为，是指犯罪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

从这三起系列杀人案来看，凶手习惯单独作案，且犯罪前经过周密策划，精心选择作案时间及地点。

并且，凶手都对死者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守候与跟踪。

从犯罪手段来看，凶手都采取了先控制（钝器敲击及药物麻醉），继而杀害的过程。

在方木看来，凶手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对自身犯罪能力的不自信，而是不让搏斗破坏“报应仪式”

的完美。

以第47中学杀人案为例，如果直接致魏明军于死地，恐怕就会使犯罪现场的震撼效果大打折扣。

至于加害方式，三起案件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凶手都不曾直接杀死被害人，而是借助某种外力使被害人慢慢死去，即失血、溺水、纵火。

魏明军和吴兆光在死前都处于意识清醒状态，即使是姜维利，也曾在水囊中有过短暂的挣扎。

这似乎意味着凶手在剥夺死者的生命之前，曾给对方追悔的机会。

然而，这种追悔并不是为了减轻报应程度，而是增加被害人临死前的心理恐惧，以及增加公众对这种“报应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