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关澜看着她走出去,突然觉得齐宋的判断是对的,这个案子还真不一定有下文,至少短时间之内不会有。
家暴往往就是这样,伤害,道歉,补偿,再伤害,再道歉,再补偿。
恰如俗话所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而在第一次发生之后,就好像破窗效应,如不及时彻底地矫正补救,便打破了某种心理屏障,陷入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重复出现,间隔缩短,程度升级。
现在,戴哲也许还处在补偿的阶段,方晴也许有一种侥幸的错觉,一切都会好起来。
再次来访会是多久之后呢?那时又会看到怎样的照片?关澜不禁去想。
张井然在旁边感叹:“女的真是不能没工作。”
关澜回神,却道:“我不想说什么女人一定要有工作,甚至觉得不能简单地说男人就是这样不可靠,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本来就是不合理的,说是一内一外,分工合作,一加一大于二,短期也许可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种适合长期保持的状态。
它把两个人推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上,没有交流的时间,甚至见不上一面……”
她这么说着,又想起梁思和何静远。
“我从前看过一本书,是个香港社工写的,”
她继续道,“说他曾经在一个社区工作,发现那里的家庭问题特别多,争吵,抑郁,孩子学习困难。
他后来总结,在那里居住的人其实都有些相似,父亲大多有超长的工作时间,而母亲不得不放弃职业转而照顾家庭。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为对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又因为生活中的种种缺少交流的机会,于是便造成一种长期的高压状态,然后再影响到孩子身上。
“有些家庭也许能靠人品,靠爱,顺利渡过了那个时期,但你不能把这当成是理所当然。
那个社工觉得这种情况不是靠做做咨询、调整下心态就能改变的,甚至一度让他经历了职业耗竭,回学校又去读了一段时间的书,才恢复过来。
那是九零到零零年代的香港,我们这里现在好像也有些相似了,996,007。
很少有夫妻能一起下班,买菜烧饭,再坐在一起,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掉,就像从前一样……”
“所以还是资本的问题呗。”
张井然笑。
关澜看看她,问:“是不是觉得我有点烦?好像总是在上课一样。”
“没,”
张井然答,“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子都缺少这方面的认识,好在我跟着你做过几个案子,再看看她们,简直替她们急死。”
而后像小品一样演起来,自问自答。
“比如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她毕业就准备结婚了。
男方有现成的婚房,她只需要拎包入住。
我说房子一定两个人一起买啊,买不起宁愿租,也别拎包住人家的,万一有个万一,他可以让你拎包走人。
“她说,可是我家也有房啊,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两头婚,没事住一起,有事各回各家。
“我说,那孩子呢,要是有了孩子,孩子户口也落在男方的婚房里,然后就近上了学。
万一有个万一,法官出于不改变孩子生活状态的考虑,不会判给你带走的。
要是再加上平时是婆婆带得多,你更没戏了。
“还有那种说婚后经济各归各,开销AA的。
我真是看见一个劝一个,问她,你们有协议吗?大家都挣钱的时候,你想着跟人家AA。
万一有个万一,他病了,你有照顾他,扶养他的义务。
他在外面欠了钱,只要债主不知道你们经济上完全分开,就有权找你讨债。”
关澜听得要笑,问:“是不是更恐婚了?”
张井然想了想,却摇头:“倒也没有。”
“为什么?”
关澜倒是奇了,还记得张井然在王小芸那个案子里就说过这样的话,实名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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