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密州太守的第二年，经常采杞菊而食的苏轼，不仅没有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消瘦，反而是容貌渐渐丰满起来，花白的头发一天天地变黑了。
苏轼很喜欢当地风俗的淳厚，而当地的官民对苏轼的治理也慢慢接受，变得安之若素起来。
眼看政局初定，苏轼便开始整治官衙的园圃，打扫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邀请宾客登台游览，在上面南望马耳、常山，远望长啸，抒发情怀。
在齐州的弟弟苏辙听说后，给这座台取名叫“超然”
。
苏轼极为认可这个名字，于是就写了一篇《超然台记》以抒怀。
就在苏轼的《超然台记》正被朋友在圈子竞相传阅之时，包拯的外甥文勋来密州办事，给苏轼谈到了自己手头现有一古本《阳关曲》，引起了苏轼的兴趣。
文勋，字安国，庐江人（今属安徽），官至太府寺丞、福建路转运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以及温州瑞安县令等。
此人工篆书，南岳镇南门有其篆书“南岳”
二字，为世所珍，后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毛滂等均有交游。
苏轼所知的《阳关曲》是把全曲共分三大段，用一个基本曲调将原诗反复咏唱三遍，故又称“阳关三叠”
，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一首琴歌。
《阳关三叠》这首感人至深的古曲，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琴歌开始加了一句“清和节当春”
作为引句，其余均用王维原诗。
后段是新增的歌词，每叠都不相同。
每叠又分前后两段，后段为新增歌词，每叠不尽相同，带有副歌的性质，分别渲染了惜别之情和期待情绪。
只可惜，到了宋代，《阳关三叠》的曲谱便已失传了。
苏轼与包大人的外甥对此种曲调很感兴趣，但又无法搞清《阳关三叠》曲谱是如何叠唱的，最后苏轼只得出了此调第一句“引词”
不需叠唱的结论。
到了立春日，苏轼就让乔叙、赵庾作陪，邀请文勋过来聚会，由赵庾主会，苏轼当时身体不适，加上不善饮酒，就在酒桌上观看诸公的醉笑之语，聊以解闷。
过了几天，在杭州时的老伙计晁端友于京师去世。
老晁在熙宁中为新城（今富阳新登）县令时，颇有善政，就是这一时期与苏轼常有交游。
晁端友为人淳朴耿介，见官府有不便民之处，辄上书论列，措词激烈，因此，不为上官所喜。
按事又不挠于法，同僚亦多忌之，是故为官不达，从仕二十三年，在著作佐郎任上故去，卒年四十七。
晁端友之子晁补之，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过，那次在新城县陈氏园里因谒见了苏轼为世人所知后，后来又成了“苏门四学士”
之一。
其父亡故后，小晁拿出父亲的诗集，想让苏轼作序。
苏轼大吃一惊，交往这么多年，老晁根本就没有提起过写诗作文之事，苏轼也不知道他竟会作诗。
当苏轼翻开他的诗集后，见他的诗中虽没有高谈大论，但论事都清楚明白，于是就郑重地为老晁的诗集作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