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底层官僚的热血青年苏轼，胸中自然也逃不过为了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努力向上，但作为封建的皇权，那才是压倒一切的唯一的神圣准则。
在苏轼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谓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晓。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还想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他始终反对“言利”
，不满旨在“生天下之财”
的王安石。
其实，在今天看来，王安石也确无私心，而是囿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
里面，并在自己也不能改变的皇权社会的国情里在做着垂死的挣扎。
而苏轼呢，此时还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他有着文学青年所特有的与世无争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耻于言利”
的思想是所有文学青年支撑其斯文形象的底气所在。
诚然，认为文化人不该谈金钱，古已有之。
用老话来讲，即“耻于言利”
。
这句话，常与“君子固穷”
绑在一起，实则这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
耻于言利，成因多多。
这里且说最重要的两点。
首先，我们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惯于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置入二元论的窠臼，如鱼与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选择其一。
对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哪怕内心明明倾向于利益，却碍于道德压迫，不敢公开表示。
事实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未必构成二元关系，有时恰是一体，追求、捍卫正当利益，如自家房屋的产权、自家土地的粮食、自家亲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义。
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使它们势同水火、势不两立，这种行径，本身便不道德。
耻于言利并非君子、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弥漫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习气，所有人都被教导：利益与道德对立，重利是一种恶行。
由此，利益观被损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义与利、道德与利益的二元化，不仅是一个思维问题，还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
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对面，形成如同参商的两极，首先基于传统道德哲学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对于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道德棒子打将过去，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传统政治教育同样以道德为根基，权力者教化万民，德字为首，公而忘私，义字当先，重义轻利，遂导致一些民众不愿言利，一些民众不敢言利，这么一来，政府则可从容、大肆掠夺民众的正当利益，与民争利的难题迎刃而解：
被驯化的民众既然不争，正好便于贪婪的政府予取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