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算，再后来，苏轼还因为一篇《策问》而遭到台谏官的诘难，从而不得不又写两篇为自己辩解的札子为自己勉力洗白。
宋代台谏官员的兼职类型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台谏官虽然人数不多，品级也不算高，但却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时甚至起到制约宰相权利的作用。
（）;（） 北宋时期，台谏官先后兼任仪仗使、卤簿使等礼仪类职务，此外还有兼任法典条文详定与编修官、理检使、判司农寺、判国子监等。
苏轼在《策问》中委婉地劝谕神宗仿效仁宗的“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
，谁知被谏官抓住了把柄，说里面的“偷”
与“刻”
二字有讥讽神宗朝的意思。
苏轼真是百口莫辩，深感官场的险恶，不过，这还是他初涉官场，险恶比之更甚的还都在后面。
在苏轼六千言的上书中，对王安石裁减宗室恩数，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苏轼还是极为赞许的，认为“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
。
此时的苏轼还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难，河南府人氏。
北宋勋臣王审琦之曾孙。
后来的元祐三年，王克臣以朝议大夫的身份出知郑州，故后人称之为王郑州。
闲下来时，苏轼与赵抃（高齐先生、清献公）一起出游。
正好山东人王巩来苏轼处拜访交流，苏轼对这位小自己十一岁才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很是喜爱与尊重。
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王旦之孙。
苏轼后来因“乌台诗案“被捕，好友王巩也受到牵连而被处置。
御史舒亶奏曰：“（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
于是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不久便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
在20多位“乌台诗案“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东坡很内疚。
所以，后来王巩在宾州期间，苏东坡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感到很是内疚和难过。
好在王巩非常达观，他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
当时苏东坡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贬谪地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
，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王巩这位小青年的才学，苏轼是十分激赏的，“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
。
王巩是苏轼众多好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交流起来十分地有默契，因此王巩与苏轼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的非常好。
另外，王巩的书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他的草书让人看上去感觉奔腾洒脱，非常具有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