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的四月十九，朝中传出时称“铁面御史”
的赵抃上奏，恳乞去位参政知事，朝廷无奈，遂拜其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杭州。
原来，王安石当初到到神宗处游说新法时，赵抃就屡斥其不便。
宰相韩琦也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宋神宗也有意取消青苗法的实施。
当时正值王安石家居求去，赵抃上奏道，这些个新法都是安石老弟所建，不如等到他还朝后再议吧。
赵抃本意是王安石在家里冷静下来后可能会回心转意，谁知当王安石还朝后，其变法的意志却更为坚决（持之愈坚），赵抃知道后把肠子都悔青了。
所以赵抃当即就上奏神宗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骚动天下。
王安石这家伙强辩自用，竟当朝公然诋毁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罔民，文过饰非。
近来朝中的台谏侍从，多以谏言不被理睬而辞职。
司马光出任枢密使，王安石不肯跪拜。
且凡事有轻重，事体有大小。
财利於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
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
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啊！
可惜，神宗正被王安石忽悠得心旌荡漾，幻想着新法推行后将会使北宋王朝脱胎换骨、国富民强，到时候自己将会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明君。
所以，宋神宗这位小伙子对于赵抃的上奏就不置可否，一个臣僚乞求离朝外任这样的小事，自然就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清献公赵抃收拾行李去杭州上任的前后，对苏轼说，小苏啊，您的文笔好，我有个老乡梁处士有座绿筠亭，你给作首诗如何？
苏轼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对他来说，作首诗还不是像吃个馒头那样容易。
诗做好了，将绿筠亭的格调拔得很高，甚至将梁处士和陶渊明拉到一块相提并论，“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
。
谁想世事难料，二十五年后，已满六十、风烛残年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竟然在那里见到了梁处士的儿子梁琯。
小梁望着形容憔悴、失魂落魄的苏轼老先生，恳请这位当朝文坛大腕留点墨宝，东坡就把自己此前写给梁处士的一首《绿筠亭》诗又写了一遍，赠给了小梁。
那么，安惇是如何获取苏轼的信任的，常常使人不得其解。
安惇，字处厚，广安军（中国宋朝的行政区划“军”
始于宋太祖，开宝二年分渠州渠江、果州岳池、合州新明三县，以广土安辑之意设广安军，属于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广安市，南渡后，增和溪县）人，此人的光辉事迹被收入《宋史·奸臣传》。
安惇曾数次落第，久困场屋，数度“失解”
。
唐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发送入试﹐称为解。
解为解送、发送之意。
故科举时中乡榜者称发解﹐不中者称落解或失解。
安惇秀才失解后，从汴京打道回府要回他的四川老家去，苏轼作诗送别。
不知为何，苏轼诗句中的名句，都是在不经意间鸡毛蒜皮的场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