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过的童年是极为艰辛的，多是随父亲的游宦生涯在频繁的迁徙中度过的。
在随侍父亲的过程中，时常与苏轼进行诗词唱和，受父亲的影响最大。
因此在其兄弟三人中，属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小东坡”
。
（）;（） 江南的蚕老麦黄之际，家中添了男丁，苏轼的心情非常欣慰。
但这种欣慰却又是极为短暂的，因为在杭任职以来，苏轼不是来杭州过自己的小生活的，他见到当地百姓一直受着水旱蝗灾的严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却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受着百姓供养，却对造成夏收时节男废耕女废织的水涝灾情毫不关心。
于是，满怀心思的苏轼冒雨去了当地的天竺灵感观音院。
杭州的天竺山在西湖西面，是环湖群山中最高的一座。
三天竺在天竺山和灵隐寺之间，自灵隐寺山门向南直上，可依次到达下天竺、中天竺和上天竺三所古寺。
天竺在历史上是杭州的佛国，所以天竺三寺的香火极盛。
上天竺距中天竺约二里，为五代时钱鏐所建，初名天竺看经院。
宋仁宗时，因祷雨有应，赐名“灵感观音院”
，是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
上天竺也就是苏轼此刻所到访的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这是苏轼在游灵感观音院时有感而发的的一首诗。
就诗题上粗看，这像是一首纪游诗，但又不是常规的纪游诗，而是一首反映现实、为了人民疾苦而有感而发的政治讽刺诗。
此时的蚕到了快要吐丝的季节，需要勤饲桑叶。
麦子也半黄快熟了，需要及时松土，而此时的天气却是接连下雨。
在这种情况下，农夫不能把耒锄土，农家妇女更不能携筐去采带有雨水的桑叶饲蚕。
眼看的丰收转眼将化为乌有，农民们的焦急与痛苦可想而知。
在这种令人焦心的时刻，被百姓奉为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却无动于衷，仍端坐庙堂之上享受着善男信女的礼拜。
在封建时代，苏轼敢于指斥被人们普遍崇奉的观音菩萨，这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唯物主义的观点。
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哪里又仅仅是在这里借题发挥地指责神灵。
出京之后，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所以，有些地方官才对农业生产更加漠不关心。
这首诗表面看万人供奉的“白衣仙人”
是指观音大士，实际却是在讽刺高高在上不顾百姓死活的变法官僚集团。
此诗一出，就连后世爱好苏诗的清乾隆皇帝也觉得该诗不仅“如古谣谚，精悍遒古”
，诗句中的“辍耒废筐”
之词还极具对当权者的嘲讽之意。
其时，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大人还在颍州。
不久前，年满八十岁已经归老乡土的南京虞城（河南省虞城）人赵概（字叔平），八十高龄还专程自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来访欧阳修，欧阳修就将自己西湖居所西侧的会客室加以整修，作为接待赵概的场所，加之时任颍州知州吕公著也闻讯而来，三人遂会于此堂，饮酒赋诗，流连十余日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