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事”
、“征利”
、“拒谏”
、“致怨”
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而同样是在写作上有两下子的王安石，则立马回复了《答司马谏议书》进行了反驳：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那意思是说，你司马君实说我在位日久，没有为老百姓谋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
但若是说我因循守旧，在其位不谋其政，则就是你的无知之举了。
（）;（） 被气得差点吐血的司马光老先生，只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辞职，从此就隐居洛阳再也不问世事，而是专心编纂起了他那《资治通鉴》。
意见分歧的派系彼此之间你争我夺，常常不管策略的好坏，只要是派别不一样，就用各种理由批判对方、反对对方。
当王安石实施新政时，反对者就更多了，虽然宋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愤时，王安石也不得不请辞。
在八年的改革期间，宋神宗不得不两次解除王安石的职务，新政最终无果而终。
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锐意进取的皇帝，但他们却没有配合的班底，也没有合用的结构。
宋神宗死后，保守的皇太后马上重用司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也随即宣告失败。
在新法的推行实践中，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
的主张和做法。
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
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但从根本上讲，宋朝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得变法图强的地步，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革。
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罢了。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间收财，变成军费这前两步，以及前期的战争，也就是击败吞并了河湟吐蕃，但面对与西夏的生死之战时，却在成功的前一瞬间失败，这样链条就断裂了。
资金链条一断，没有后期的资金回笼，那么前期对国内的急征暴敛就真的成了比苏轼等反对者眼中的“劣法”
，不仅伤及国本，更让官员体系产生分裂，直接导致北宋末期残酷的党争，间接地演变成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