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四年已过，面对法言的请求，苏轼又作了雪斋诗，还命徐州的郡从事毕景儒书其额后，一并寄给法言。
于是，“雪斋”
之名始为世人所知。
（）;（） 为法言作完诗，苏轼将自己在徐州得到一双佩刀送给了弟弟子由，子由收到后，专门作了一首长诗感谢兄长，苏轼次其韵后回寄给远在南都的弟弟子由。
三月初三，苏轼拜读王羲之的书贴后，说出了自己对王逸少书法的见解。
他认为，《兰亭叙（避祖讳序）》、《乐毅论》、《东方先生》三部法帖皆高妙超绝，尽管经过长期的摹写和流传，古人用笔的意蕴依然清晰可辨，比起《遗教经》来，这些摹本也要好得多。
王羲之小楷《佛遗教经》，简称《遗教经》，又名《佛垂涅盘略说教诫经》，是佛陀释迦牟尼一生弘法言教内容的概括总结，是佛将入涅盘前对众弟子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也是佛留给后代所有想离苦得乐者的得度因缘。
在苏轼与自己的幕僚、后任杭倅的田叔通唱和了数首诗词之后，一种悄无声息的征兆逐渐变成了现实：苏轼的徐州知州任终于告一段落，将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的身份出知湖州知州。
当然，到江浙一带任职这也正是苏轼梦寐以求的。
又到了离任的时刻，一幕幕的往事重上心头：
回想起了自己在徐州时曾经修建石桥，并交由开元寺僧法明打理。
还曾意气风发地嘲笑陶渊明《无弦琴》中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苏轼觉得陶渊明并非通达事理之人，因为各种乐理并不妨碍人们走向通达。
所以说，若陶渊明是个通达之人，那么就不会光不要琴弦，就应该连琴也不要了。
另外，苏轼还对陶渊明的一些看法无法认同，例如陶渊明认为，人的一生就像是暂居旅店一般，只有死了以后才能达到真实的境界，等等。
在徐州，苏轼曾与徐州教授舒焕（字尧文）谈论过作字之法。
苏轼认为，一旦有识浅、见狭、学不足这三条之一者，其书法就不能够尽其妙。
自己作书，那是心、目、手，都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地步了。
这一时期，苏轼与刘昱（字晦叔）有所交往。
公务之余，苏轼曾到过临角门外去观赏白鹤泉，传说此前曾有两只白鹤翔唳而下，因此得名。
还曾寻访戏马台，苏轼认为城南山上的戏马台一带，山石荦确，不可以戏马，而再往南的亚父范增的墓冢附近，才有可能是以前的戏马台故址。
苏轼还曾用寇钧国先祖流传下来的李廷珪等十三个制墨名家的墨书写杜甫的诗，并在这十三首杜诗下面分别标注墨工的名字，以此来品评墨的品次。
民间传闻，说苏轼在徐州期间，李定之子曾路过此地，苏轼曾以相面之术戏之。
还有，苏轼经过萧县时，曾画枯木于泉山上的拱翠堂。
离开徐州前，苏轼专门作诗留别了徐倅田叔通、寇昌朝、石夷庚等同僚，还作了《江城子》、《减字木兰花》。
苏轼与寇昌朝（字元弼）的文字记载到此终了，据传寇昌朝别无他好，惟嗜酒与诗，一旦展纸濡笔，立下疾行，倏忽数十上百韵立就矣。
“古汴从西来，迎我向南京。
东流入淮泗，送我东南行。”
在从徐州出发到南都（今商丘）的路上，苏轼想到不日将要见到自己的弟弟了，于是，情不自禁地作诗五首，寄给了子由。
抵达南都后，苏轼先去府上拜见了恩师张方平，正是苏轼所言“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
的第二次。
（）;（） 师生共话别情后，苏轼才去与子由一家团聚，此时的苏辙正在签书应天府判官任上。